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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二藥事件賠償案:對于藥物損害賠償的思考

來源:醫藥經濟報 作者: 2008-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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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齊二藥民事賠償案件的終審結果,突破了醫療機構使用藥品的不屬于銷售行為和醫療機構在我國藥品賠償案件中不承擔賠償責任的傳統觀念,同時明確了藥物損害的歸責原則。但這一事件也有許多值得深思的問題,如合理用藥、生產和經營者的資格、民事賠償等等。4名被告人(齊二藥公司、中山三院、兩家藥商)必須在判決生效的3......


  齊二藥民事賠償案件的終審結果,突破了醫療機構使用藥品的不屬于銷售行為和醫療機構在我國藥品賠償案件中不承擔賠償責任的傳統觀念,同時明確了藥物損害的歸責原則。

  但這一事件也有許多值得深思的問題,如合理用藥、生產和經營者的資格、民事賠償等等。

  12月10日,震驚全國的“齊二藥”案民事索賠案在廣州市中級法院二審終審宣判,終審判決基本維持原判。4名被告人(齊二藥公司、中山三院、兩家藥商)必須在判決生效的3日內將賠償款支付給原告。至此,齊二藥民事賠償案件終于有了一個法律的結果,筆者認為,該判決在我國藥物損害賠償中有以下意義:

  賠償責任分明

  突破了醫療機構使用藥品“不屬于銷售行為和醫療機構在我國藥品賠償案件中不承擔賠償責任”的傳統觀念。民事侵權責任承擔的方式多種多樣,其中按照承擔主體的數量不同,可以分為單獨責任和共同責任,共同責任又分為3種:按份責任、連帶責任和不真正的連帶責任。按份責任是指多數當事人按照法律的規定或者合同的約定,各自承擔一定份額的民事責任;連帶責任是指多數當事人按照法律的規定或者合同的約定,不分主次連帶的向權利人承擔責任;不真正的連帶責任是指各債務人基于不同的事件發生原因,而對同一債權人負有以同一給付為標的的數個債務,因一個債務人的履行而使全體債務均歸于消滅,此時,數個債務人之間所負的責任即為不真正的連帶責任。法院在本案判決中對于齊二藥承擔的責任和對中山三院與經銷商一同承擔的責任發生的原因不同,因此,屬于不真正的連帶責任。

  從法院的判決亦可看出,醫院和經銷商有向齊二藥追償的權利,即最終的責任承擔者僅齊二藥一方,即醫院、經銷商和齊二藥三方為不真正的連帶責任。

  藥物損害歸責原則

  明確了藥物損害的歸責原則。藥物損害民法中屬于侵權責任,民法上的侵權行為歸責原則分為3種:過錯責任原則,無過錯責任原則和公平責任原則。過錯責任原則是最常見的一種,也就是日常生活中大家所熟知的為所做的錯事承擔責任。無過錯責任原則就是法律規定沒有過錯的行為也要承擔責任。公平責任原則是在無過錯責任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沒有過錯又不符合法律規定的無過錯責任承擔的情況下,按公平原則在當事人之間分配損害的責任承擔方式。

  顧名思義,無過錯原則不以行為人主觀過錯為承擔責任的要件,即只要當事人實施了加害行為,雖然其主觀沒有過錯,但根據法律的特別規定,仍要承擔相應的民事法律責任。此時只要舉證被害人的損害事實和當事人的加害行為存在因果關系即可。其著重點不是對違法行為的制裁,而是對受害者的保護。

  在歸責的發展史上,自羅馬法和羅馬法復興以來,在民事侵權糾紛中長期堅持過錯責任原則。隨著社會的發展,各國基于公平正義的法律精神和照顧弱者、穩定社會的政策考慮,相繼規定了無過錯責任原則,也稱無過失責任原則,將該原則視為特別原則,僅適用法律規定的特別情形。同時,也由于無過錯責任原則是建立在責任人對于自己無過錯的行為基礎上的,因此,各國法律對此都有嚴格的規定和控制。在我國的法律中也只有法定的少數情形。在這起假藥致人傷害的案件中,參照了《民法通則》和《產品質量法》等法律,歸入質量不合格產品致人傷害。故可以說,醫院作為對患者提供藥品的銷售者負有責任。盡管事件發生后,衛生界曾經為醫療機構鳴冤叫屈,認為不能理解,不可接受。長期以來,臨床上發生的藥物損害賠償多由藥品企業直接或間接承擔,但在本案中由于齊二藥的特殊情況,承擔賠償的可能性很小,完全由藥品經營企業承擔也是不公平的,醫療機構抗辯的理由亦可以成為藥品經營企業抗辯的理由,如果抗辯理由成立,則受害者就可能得不到賠償,這顯然違背了法律對公民生命權、健康權保護的基本規定。

  法院認定了醫療機構使用藥品行為屬于藥品銷售。法院認為,雖然醫院有別于一般意義上的銷售者,但醫院購進藥品的價格與給患者用藥所收費用間有明顯的差價,因此,應屬于藥品的銷售者。醫院在這個藥品的使用中,是存在盈利的。而醫院方在否認自己作為銷售者時提出抗辯稱,自己對藥品的收益是符合政府規定的差價補貼國家投入不足的,不是一般的經營收入,故自己不屬于一般的藥品銷售者。顯然其理由不能得到法院支持,原因在于沒有法律依據,也不能夠為社會公眾所接受,如果按此理由推論醫療機構可以為所有的責任免責,即醫療機構投入不足是政府責任,而政府設立醫療機構就是為了公民健康的目的,當公民生命權受到侵害的時候更應該進行援助,而不能成為免責事由。

  “齊二藥事件”中,醫院是作為對受害者致害的假藥銷售者而承擔民事賠償責任主體,與醫院向不良反應監測中心上報藥物不良反應屬于兩個不同的法律關系范疇。醫院使用的是假藥,因而這已經不是一件藥品不良反應事件。中山三院也并不是因為上報藥品不良反應而需要承擔法律責任。

  雖然醫院在此次事件中沒有過錯,也按照有關規定及時上報了藥物不良反應,盡到醫院的職責積極救治患者。但是,他們作為致害事件直接實施者,給患者造成的不可挽回的人身損害是不存在免責事由的。在最終責任人已經無法追訴的情況下,承擔相應法律責任于法有據。如果醫療機構未經合法渠道購進藥品,未及時上報藥物不良反應,主觀上存在故意或者過失,可能承擔的不僅僅是民事賠償責任了。

  進一步的思考

  關于合理用藥問題。查亮菌甲素注射液藥品標準中并沒有用于治療重癥肝炎的規定,《藥典》和《藥典臨床用藥須知》均明示藥品標準中用法用量等內容是對臨床用藥的指導,即對臨床來說不是“法定”。臨床用藥不論是否超過藥品標準或者說明書規定的范圍,只要有證據證明用藥的合理性,即不存在“違法性”和“不合理性”問題,這是由于疾病的復雜性決定的,在“非典”期間藥品的使用大多屬于此種情況,關鍵是醫療機構必須具有理由和證據證明其用藥的相對合理性。如果醫療機構沒有證據證明將查亮菌甲素注射液用于治療重癥肝炎是合理的,則必須承擔相應責任。

  關于藥品生產、經營者資格問題。對于風險性較大的藥品,其生產、經營者應該具有較強的民事責任能力。國家可以考慮對其注冊資本提出較高要求,作為從事該類藥品生產、經營的條件,以避免因其無賠償能力或賠償能力不足而使受害者得不到賠償。注冊資本是一個企業最基本的能力與信譽的證明,其他規定條件則是相對不穩定、難以客觀一致的。

  由于藥物損害與一般產品損害相比具有特殊性,即嚴格意義上沒有損害的藥品是不存在的,藥物損害賠償應該明確賠償的基本原則、責任主體和賠償范圍,因此,《藥品管理法》應該將藥物損害責任、主體等列入法律內容,使得社會有法可依。

  民事賠償優先問題。齊二藥被處以巨額的行政罰沒,按照《刑法》亦應該處以財產罰沒,當這些處罰與民事賠償并存而責任人財產不足以支付時,民事賠償應該優先。由于幾種責任的確認時間不同,如何保證民事賠償的優先很值得研究。

  (作者系四川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法規處處長;第二作者為四川大學藥事管理研究生湯漫)

  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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