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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醫改的最大教訓是“調價并非萬能”

一個只施行七天就被叫停的醫改方案,顯然已近似于現實的鬧劇。現在尚不能確定,公眾的普遍反對,是否是壓倒重慶醫改方案的最后一根稻草。但短短數日就翻云覆雨的決策過程,無疑讓重慶醫衛部門成為該場風波中最大的輸家。

夭折的重慶新醫改方案教訓何在?物價局的表述是,“在方案制定過程中,由于調查研究不夠深入,聽取公眾意見不夠廣泛,對需長期治療、經濟負擔重的特殊患者考慮不周”。按照相關聽證規定,涉及民眾切身利益的收費項目都需要經過聽證,但在重慶新醫改方案中,法定流程被直接忽略,如此不招致公眾的普遍反對才怪。不過在我看來,重慶新醫改方案之所以夭折,最大的教訓其實在于改革的單兵突進。

需要指出一個事實。雖然此次重慶醫改是以價格調整的方式進行,其中卻不全是醫療服務項目的漲價,降價類項目也不少。但如此單兵突進的價格調整,顯然并不等同于對患者的可能利好。眾多的醫療服務類價格在上升,相關的醫保政策卻沒有調整,漲價的部分可能需要患者來承擔。如此之下,患者和公眾就必然起來反對。

醫改是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醫療服務價格調整,當然是重中之重,但卻不是唯一。甚至可以說,醫療價格服務的變化,亦應當是其他改革之后的順理成章結果。譬如,加大國家對新醫改的投入,推動多數醫院從營利性向公益性轉變;再譬如,逐漸從“以藥養醫”“以檢養醫”到“以技養醫”轉型,當系列的配套措施到位之后,自然就會有更接近市場的醫療價格。與此相反,當單兵突進的價格調整遭遇到復雜的醫改議題,就難免會出現種種不認同。

價格無疑是重要的調控杠桿,但價格調整卻從來都不是萬能的,亦非動輒能夠被廣泛接受的,這正是重慶新醫改方案夭折所給出的現實啟示。關于新醫改方案的暫停,重慶醫衛部門的說辭是,暫停之后,下一步將會同相關部門,擴大政策制定的公眾參與度,積極穩妥推進醫療服務價格改革—強調醫療服務價格的調整要遵從相關程序,當然是必要的,但孤立性地調整醫療價格是否必要,或說它是否醫改中的先行之舉,重慶醫衛部門當從狼狽的叫停風波中得出理性的結論。

日期:2015年4月3日 - 來自[醫療衛生改革]欄目

藥改是醫改的突破口

近年來,醫改一直是兩會備受關注的重大民生議題。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天津中醫藥大學校長張伯禮今年的兩會提案依舊和醫改相關。

3月4日,在2015醫藥界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座談會上,張伯禮對藥品價格形成機制及辦法提出了建議。他希望國務院出臺的藥品集中采購招標辦法能夠得到嚴格的執行,同時他也看到其中仍存在諸多問題。

2月28日,針對藥價虛高、藥物招標采購不規范等一些被社會詬病的問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完善公立醫院藥品集中采購工作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

事實上,公立醫院的藥品采購關系著藥品價格、流通秩序以及行業的健康發展,也是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關鍵環節。而目前,我國的基層與公立醫院藥品集中采購是“一個平臺,兩個辦法”,這導致醫院藥品招標與采購脫節,一些藥品價格虛高,藥品回扣等問題頻發。

為此,醫改成為百姓關注的焦點,藥價的改革勢在必行。

國務院醫改辦負責人表示,《意見》的出臺有利于破除以藥補醫機制,加快公立醫院特別是縣級公立醫院改革;有利于降低藥品虛高價格,保障藥品供應,滿足用藥需求,減輕人民群眾用藥負擔;有利于預防和遏制藥品購銷領域腐敗行為,全面推進信息公開,對藥品招標、采購、配送、使用、結算等各環節加強綜合監督管理;有利于推動藥品生產流通企業整合重組、公平競爭,促進醫藥產業健康發展。

“藥品價格問題是醫改的關鍵,藥改是醫改的突破口,國務院的規定非常好,應該嚴格執行,不能夠打折扣。”張伯禮對《中國產經新聞》記者表示,省里公示了就要按這個價不能再折價,到了省里定完到了市里縣里還要壓價,這是不允許的。不透明、不公開的層層壓價是滋生腐敗的根源,所以國務院的規定必須嚴格執行。

不僅如此,長期限價,低價競爭的市場環境使得藥企不愿意花錢做研發,導致藥企研發能力逐年降低,長遠來看,既不利于藥企的成長和市場健康發展,也將讓百姓的利益受損。

“我國制藥工業整體科技水平不高,原因在于優質不能優價,科研在整個技術改革的經費不能進入成本,就導致威逼利用,導致企業沒有利潤,沒有積極性。”張伯禮坦言。

據記者了解,全球制藥巨頭研發投入占銷售總額接近30%,但是相比之下,我國藥業研發投入在銷售總額中占比情況則是個別能夠達到10%以上,大部分占比水平非常低。

張伯禮指出,國外藥物優質優價,創新藥物可以自己定價,反過來創新業務造成的污染物會有相應的處罰,企業為了保護自己就不會去污染,而這就需要“技改”,“技改”投入的成本多了要價就高,政府也理解,等賣了幾年賺了錢再作為平價藥大家都用,這是國外的制度。

“沒有配套政策就沒有積極性,價改的突破口是政策配套,鼓勵創新,優質優價。”張伯禮強調,現在合資企業、國企、民企都應該承擔一樣的責任,都應該關注環保、關注公眾的健康、關注藥品的質量,都應該搞藥品科技,但是國家政策應該配套,對這些搞科技的企業應該優質優價,應該給予政策扶持。

同時,他也提醒,一定要把把藥改和醫改、醫保、醫療緊密結合起來,這樣才能保證醫改的效果。

談及“單獨”二胎政策,張伯禮指出,日本、歐洲、美國的經驗都告訴我們國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生育率會下降,我國已經開始下降,所以為了民族的長遠利益應該趕緊放開二胎。事實上,即使完全放開二胎出生率并沒有大規模的增加,現在不要孩子的“丁克”占比越來越大,如果不放開倒金字塔將越來越陡,人口老齡化會越來越嚴重,人口紅利消失殆盡,所以放開二胎是當務之急。

對于養老保險,張伯禮希望老年人,特別是65歲以上的老年人能夠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現在65歲以上的老年人幾乎是解放以后出生的,他們受盡了各種坎坷,工資很低,歲數很大,有病還得自己掏錢,這些人應該享受國家更高的養老保險。”

日期:2015年3月10日 - 來自[醫療衛生改革]欄目

2014醫改藍皮書:醫改的突破口是醫生職業化

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舉辦《醫改藍皮書》發布會暨新醫改研討會,會上正式發布了《中國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報告(2014-2015年卷)》(醫改藍皮書)》。

醫生職業化改革先行

藍皮書指出,公立醫院改革的突破口是醫生的職業化改革先行,然后進行公立醫院的產權制度改革。醫療改革要大力鼓勵商業保險機構加大投資建設對“患者端”的服務能力,充分進行市場化競爭,然后擇其優者勝者對接,實現對“醫”“患”兩方的管理體系的連通,從此建立良性循環,三方共贏,各得其所。

藍皮書認為,公立醫院的管理團隊不得不依賴于衛生局的行政化系統,這是醫改的最大的根源難題之一。可以嘗試的方案之一包括“醫療院長 職業總經理”等類似制度,以緩解分權之憂。無論是“董事會制”還是“雙院長制”等,職業化改革不能虛有其表,走走形式,有一個基本的檢測方法,就是看這個醫院的管理者是否真正做到了“以管理為職業”。如果管理團隊的謀生“主職業”仍然是行醫,那么就沒有做到徹底地“職業化改革”。醫生可以成長為優秀的職業管理者,前提是他們要足夠尊重這個新崗位的責任,放下手術刀,從此以管理為職業。

可嘗試引進職業經理人

藍皮書還指出,如果能主動培養和引導“非醫學專業”的職業管理人才,促成職業經理人批量進入公立醫院參與管理,成本低、見效快,會是在僵化落后的醫院領域落實“市場經濟魔法”的一個有效招法。否則,市場經濟政策及工具即使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其他領域取得再大的成功,也難以被應用到公立醫院這個頑固的行政堡壘里去,畢竟,任何“正確的事”,還要靠“正確的人”。

藍皮書建議,現在大健康產業大潮涌動,投資界非常熱衷,大量社會資本希望投資醫療產業,借著這個力量,可以嘗試把優秀的職業經理人引導進這個行業,用社會資本高薪的力量和制度便利,推進醫院的職業化管理改革。逐漸爭取10年內,對整個行業(包括公立醫院)的管理隊伍完成一輪洗禮,為中國醫院產業找到真正出路,增強可行性基礎。

日期:2014年12月11日 - 來自[醫療衛生改革]欄目

價格體制改革:中國新醫改的破冰之舉

中國新醫改的核心和重點,在于去行政化。

即便從2009年算起,中國新醫改已經行之多年了。除了在醫療保障體系建設方面有一些進展之外,醫療服務體系的改革始終進展不大。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秋天一聲雷。近日有媒體報道,國家發改委正在醞釀推進藥品定價制度改革,基本的方向是解除藥品價格管制。這樣的改革會在明年的春天出臺嗎?

幸而,國務院再次就新醫改領域的“痼疾”發力。在11月15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明確點名“醫療服務價格”過低,他認為,目前公立醫院醫事服務費價格確實太低,但藥價虛高現象仍然存在,因此,要通過改革逐步理順這種不合理的價格機制。

藥品價格體制的改革雷聲,之所以令人感到意外,并不在于季節性。事實上,價格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在醫改領域長期受到漠視或忽視。筆者對此在各種場合進行呼吁,但勢單力薄,和聲寡淡。

政府主導派的專家自不待言,他們主張政府對醫療服務從籌資、運營、評估進行全方位、全環節、全天候的管理,把衛生行政部門的從業人員想象為擁有多科目醫學博士學位、永不疲倦、一心公益(以普度眾生為念)的觀世音。由此,政府對醫療服務價格的方方面面,包括藥品價格,進行嚴格的管制,自是政府主導論的題中應有之義。

市場主導派的很多專家也不重視價格改革,因為他們把心思放在公立醫院民營化以及純民營醫療機構的發展之上。在他們看來,中國醫療領域的核心問題在于公立醫院的壟斷,因此只要放開準入,增加醫療服務的供給,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自可迎刃而解。

筆者也常被不少媒體界朋友稱為醫改市場派的“領軍人物之一”。其實,“領軍”根本無從談起,“光桿司令”都不是,實則光棍一條。之所以是光棍,主要在于筆者有所偏離醫改市場派的主流。我雖然贊成民營醫療服務的發展,但并不視之為醫改的核心和重點。在我看來,中國新醫改的核心和重點,在于去行政化。具體而言,政府對醫療服務的行政管制,很多完全沒有必要,應該徹底解除;即便確有必要的政府管制,也應該改革管制的制度和措施。簡言之,解除管制和重新管制應該成為中國新醫改的主要抓手。

這其中,價格體制改革理應成為新醫改的重中之重。

一、公立醫院“行政型市場化”中的行政定價體制

要說明白這一點,還需要從公立醫院的改革說起。事實上,公立醫院在中國醫療服務體系中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擁有約75%的床位、約80%的衛生技術人員,提供83%強的門急診服務和84%強的住院服務,收取了90%弱的醫療費用。因此,公立醫院改革必定是中國醫改的中心。

中國公立醫院的問題,被很多人士,包括政府主管官員和資深學者在內,診斷為“市場化”或“過度市場化”,從而導致所謂的“社會公益性淡化”。依照這一診斷,公立醫院改革的方向就是“恢復公益性”,路徑就是“去市場化”。這種診斷和處方都大錯而特錯,建基于此的種種政府主導派的醫改之舉,帶來的新問題很多,解決的舊問題基本沒有。

筆者在其他地方多次論證,中國公立醫院的運行特征可以用“行政型市場化”來概括。一方面,公立醫院的運營高度依賴收費,這似乎具有了某種“市場化”的特征;但公立醫院運營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各種行政力量的強力左右。可以說,行政機制而不是市場機制在公立醫院的運營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這一點對于民辦的非營利性醫院也同樣適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著民辦營利性醫院的運營。不搞明白這一點,從而未能具有針對性地鼓勵“社會資本”進入醫療服務領域,必然會勞而無功。

公立醫院的行政型市場化,具體來說,體現為如下五個方面:

1.在組織上,絕大多數公立醫院是衛生行政部門的下屬機構。

2.在財務上,資本投入必須由衛生、財政和發改委等多部門審批。

3.在人事上,人員錄用需要衛生、人事、編辦等部門審批,管理層任命由醫院所屬全盤掌控。

4.在物流上,藥品以及一些醫療器械要由政府進行集中招標采購。

5.在價格上,絕大多數醫療服務項目和藥品的價格,由發改委物價部門決定。“行政型市場化”的核心特征之一,在于政府對公立醫院和民辦非營利性醫院實施行政定價制度。這項制度主要由以下幾個部分組成:

第一,四萬多種醫療服務項目的價格由省發改委物價局制定,市物價局有5%的調整權;

第二,絕大多數非獨家性藥品,由國家發改委物價司確定最高零售限價(俗稱“天花板價”),然后再由各省的藥品集中招標機構確立中標企業和中標價,所有公立醫院和民辦非營利性醫院只能使用中標企業的中標藥品,并在采購環節必須執行中標價;

第三,對于獨家藥品(專利藥或其他類型的獨家生產品種),由國家發改委執行單獨定價,不再經過各省的集中招標程序;

第四,公立醫院和民辦非營利性醫院的藥品加價率確定為15%,而在藥品零差率政策下確定為0%,各地物價局負責對此進行檢查。

很顯然,這是計劃體制的遺產,這不是一個理想的制度。

二、行政定價的特征:價格永遠定不準、計劃趕不上變化

行政定價體制的特征有二:一是計劃趕不上變化;二是價格永遠定不準。目前在全國各地執行的醫療服務價格,基本上是在1999-2000年間制定的,盡管在2004年前后有小幅調整,但根本趕不上全國的通貨膨脹。2013年末我在北京一家醫院調研時拍下一份《北京市統一醫療服務收費標準》,它由北京市物價局和衛生局在1999年制定頒布,由于使用多年,都已經被翻爛了。

如果政府定價機構能把上萬種醫療服務和藥品的價格,都準確地定在市場均衡價上下,那么行政定價制度就會無敵于天下了。要知道,政府對糧食、杯子、肥皂之類的東西定價,遠比為醫療服務和藥品定價簡單。既然政府能正確地制定出醫療服務和藥品的價格,為什么不能對其他日用品定價呢?如果政府能為眾多日用品定價,那么為什么世界上的絕大多數經濟體都實行市場經濟,而中國為什么要在三十多年前放棄計劃體制而走向市場經濟呢?

具體到醫療領域,行政定價定不準的規律也很簡單,即行政定價人員(或政府官員)以前見過的東西都定價偏低甚至畸低,而他們沒有見過的東西定價偏高。

因此,常見病、多發病的醫療服務價格畸低。廣大醫務人員的勞動最不值錢。掛號費、手術費、護理費都畸低,藥事服務費為零。新的藥品、新的耗材、新的檢查、新的醫療服務,定價自然偏高。

經濟學的所有教科書都會詳解,價格管制必定帶來扭曲。定價低者會導致短缺;定價高者會導致過剩。中國醫療領域的種種亂象以極為狗血的劇情演繹著經濟學的原理,而中國媒體、百姓、官員和“磚家”的種種反市場言論以極為愚笨的方式展示著他們對人性的無知。

在這種行政定價體制下,隨著醫療服務中人力成本的提高,公立醫院中一般性的醫療服務必然收不抵支。如果沒有其他收入來源,公立醫院的正常運行必然遭遇困境,而通過藥品出售獲得盈余以彌補醫療服務提供中的虧空就勢屬必然了,這就是中國醫療界人盡皆知的“以藥補醫”或“以藥養醫”格局。另外一個彌補虧空的途徑就是高價耗材、高價檢查的使用率偏高。

在全國各地,一級護理的收費標準在9~12元/天,這遠遠低于足浴的收費標準。所有醫院,每聘請一位護士,單靠護理費收費,會遠遠低于醫院支付給護士的工資。為了應對這種局面,醫院只有過度與短缺并行:一是多開藥、開貴藥、多檢查,過度醫療盛行;二是干脆少雇護士。中國每萬人擁有的護士人數(所謂“護士密度”),2012年僅為18人,而2009年的全球平均護士密度就達到了28人。中國在2011年之后進入了世界銀行界定的中高收入國家行列,而這些國家的護士密度,在2009年就達到了40人。中國護士人少,醫療服務的質量就不會提升。筆者在臺灣地區游玩時聽到有名嘴在電視上夸耀臺灣的護士如何“親切無敵”,而“不到大陸就不知道醫院的服務有多么糟糕”,云云,雖然不無偏見,卻也反映出一部分觀感。

除了“以藥養醫”、“過度醫療”、“服務糟糕”之外,中國醫療領域中的很多現象,均同行政定價體制有關。例如,由于與人力相關的服務收費標準一般都很低,于是傳統中醫技術(例如望聞問切、推拿之類)可以說日趨衰落,各種高科技檢查(如CT)和各類新產品中藥(如中藥注射液)成為中醫院趨之若鶩的對象。

三、行政定價的惡果:毀人不倦

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人常把“好心人”稱為“撒馬利坦人”。政府時常要做“好心人”,但是專門研究政府行為的公共選擇學派大師、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布坎南曾經寫過一篇經典性論文“撒馬利坦人的兩難”,分析了政府好心辦壞事的各種情形,引人深思。

承繼著計劃體制的遺產,政府對醫療服務和藥品進行行政定價,應該是出于“好心”。要防止看病貴嘛!但是,醫療和藥品價格的“撒馬利坦”制度,卻為各類不同的人群帶來惡果。

首當其沖的就是醫生。由于醫療服務定價畸低,醫生們只好賣藥;由于政府進一步規定藥品加價率,那么醫院也就只好多使用進貨價偏高的藥品,否則醫生和護士的工資就會沒有著落。

即便是華佗再世,也難抵以藥養醫和過度醫療的誘惑。每次刮骨療毒之后,即便患者像關羽一樣愿意奉上金子,華佗也不敢收,因為這違反物價政策,而在政府確定的價格下,華佗只能收銅板。華佗老先生醫者仁心,只好在患者傷處敷上搗爛的藥草,但由于進貨價太低,加價率政府管制,用草藥也收不來銀子。華佗老先生養不活家人,徒弟也餓著肚子離去了,中華非物質遺產眼看就沒有傳人了,怎么辦?有醫藥界咨詢人士向華佗支招:用進口藥啊!推薦一味:黑玉斷續膏。此藥乃趙敏(即敏敏·特穆爾郡主)從西域進口,為斷骨療傷圣品。華佗搖頭說:刮骨療毒的患者并未斷骨,鄙人怎可過度醫療呢?再說,這年代也不對啊。咨詢人士大嘆:這位老先生,端得固執。

仁醫華佗只能退隱,而所有正在行醫的中國醫生,必定身背過度醫療的罵名。不僅網友拍磚,媒體刁難,甚至連拿刀子捅向醫生的罪犯也在莊嚴的法庭上振振有詞:醫生們該殺,因為他們過度醫療。

其次,行政定價毀掉了醫藥產業,不僅搞得人人自危,而且所有企業都原罪累累。由于中國絕大多數醫院愿意使用價格偏高的藥品,而低價藥品使用量畸低,于是海內外各路藥企必須八仙過海、各顯其能,先把藥品價格弄高,然后再在虛高價格的基礎上設法兒讓利給醫療機構和醫生。于是,一大堆為友邦人士驚詫的現象出現在中國醫藥產業之中。

由于新藥定價高,于是中國藥企的新藥研發速度以及中國政府批準新藥上市的速度,竟然世界第一了。可令人奇怪的是,既然創新能力如此之強,且中國人的仿制能力之強世所公認,但中國仿制藥產業卻遠遠落后于印度。

中國的醫藥物流企業數量之多,超過了世界上其他各國同類企業數量的總和。很多企業規模小得驚人,其秘密在于,它們的業務無非是“倒票”,把流通環節人為增多,以便把現金弄出來,供藥品生產企業和供應企業讓利于醫療機構。有些藥企的相關人員一時愚笨,竟然讓旅行社幫忙“倒票”,并由于內訌因素而東窗事發。這就是葛蘭素史克公司商業行賄案的情節梗概。

第三,毀了老百姓。過度醫療行為,尤其是過度用藥行為,實際上對維護百姓的健康是不利的,這一點無需多言。更為重要的是,行政定價制度并沒有產生抑制藥費以及抑制醫療費用快速上漲的效果。事實上,中國的藥費占 GDP的比重約為2%,而OECD國家這一指標的平均值僅為1.5%。在中國,相當于0.5%GDP的藥費占藥品費用總額的比重大約為30%。葛蘭素史克行賄案的受刑人在中央電視臺上說,其公司藥費的30%打點了“各路神仙”。

最后,也是最為奇葩也是最為必然的,就是行政定價毀了政府官員。很多獨家藥品本身都是高價藥品,在行政定價體制中也是所有醫院趨之若鶩的對象,因此只要定價時價格小幅上浮,藥企的盈利空間和營銷空間將會大增。這樣藥企只要將極小份額的利益增幅拿出來“打點”負責定價的“神仙”。

若干年前,各路藥企為了讓自家品種定高價,紛紛向國家藥監局申報“創新”,而為了讓“創新”通過或早日得到批準,就鋌而走險。2014年,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包括前任和現任司長、多位副司長和司級官員,被帶走調查了。有關藥品價格改革的新聞猜測,國家發改委價格司醫藥價格處的“存廢”,已經成為了改革議程上的話題之一。

毫無疑問,行政定價制度讓政府之手變成了“九陰白骨抓”,不僅把醫療機構、百姓和醫藥企業抓得遍體鱗傷,而且政府自身也內傷累累。在這種制度下,中國醫療體系必定走火入魔。要讓走火入魔的中國醫療體系重新恢復正常,政府必須改革,修煉九陰真經或九陽真經。九陰真經就是解除管制和重新管制,而九陽真經就是讓市場機制在醫療資源的配置上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日期:2014年12月4日 - 來自[藥品價格]欄目

中美新醫改的異同:革命談何容易

中國新醫改正在緊鑼密鼓地推行,而美國的新醫改尚處在“征求意見”的階段。中美兩國政治體制和公共政策決策機制不同,因此其“征求意見”的特色也有所不同。在中國,公共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即將發布

日期:2014年5月5日 - 來自[技術要聞]欄目

打破壟斷或是醫改的唯一出路

上周,熱切推崇中國醫療體制改革模式的人士遭遇到了挫敗。國家衛生計生委7月23日通報,2010年1月至2012年12月,廣東高州市人民醫院9個科室的39名醫務人員收受藥品回扣共282.8萬元,部分管理干部還通過泄露信息收受好處費。

前不久葛蘭素史克賄賂丑聞和福建漳州73家醫院腐敗案,表明中國醫療行業的回扣文化仍然十分盛行,藥品作為醫生和醫院收入來源的傳統路徑,仍難以被進行多年數輪醫改所根除。與此同時,中國三項基本醫療保險的歸屬權仍在爭奪當中,傳聞前衛生系統高層官員在寫給決策層的一封信中痛陳當下醫保管理體制對醫改推進的傷害,地方衛生廳長甚至放言,如果不改變現行由別部門控制的付費機制,公立醫院的改革將一事無成。

改革一旦陷入膠著,無法取得預期成效,一些舊現象和舊思路就容易回潮。然而哪怕是在外行人看來,把改革的成敗歸因于某一種外部的固有機制,而不琢磨撼動內部的利益格局,如果不是在尋找借口、推卸責任,那就是無論多大的動靜,醫改也不可能短時間改變醫院、醫生、衛生部門在現實醫療體制中的壟斷地位,權力在政府、醫院、醫生三者之間不斷易手,買單者只能是消費者。

7月26日,人大醫改研究中心發布了醫改評估報告,顯示17個試點城市的政策執行更多集中在醫療質量管理、公立醫院間協調、醫院信息化水平等方面,而執行程度較差的則是在明確政府辦醫責任、醫藥分開、管辦分開等方面。這表明,醫改在體制機制方面的改革仍然比較薄弱,政府部門對醫院的準入限制和行業管理權實際上加強了、醫院對醫生的身份限制和對藥企的談判地位依舊無法撼動。

20年前,公立醫院占醫療服務資源的98%,現在是94%-95%,仍然壟斷醫療服務市場,而這種市場壟斷地位,既成為醫生實現多點執業的障礙,也使藥品流通領域的改革至今難以取得實質性的突破,近年來頻繁出現的醫療腐敗行為,其制度癥結亦與此有密切關聯。

打破壟斷有多難?看看最近福建的做法吧,7月24日,福建省政府在向人大的報告會上說,要給予民營醫院事業編制,用于招聘引進技術骨干和緊缺人才。事業編制意味著政府需要從財政里補貼出錢,哪怕實際上民營醫院不怎么需要這筆錢,但反過來,當地可以對民營醫院進行更深的干預了,如果不聽話怎么辦?停掉你的事業編制。這種與”管辦分開”背道而馳的做法,像是在執行醫改政策嗎?當地為什么不直接取消部分公立醫院的事業編制,以此來達到平等競爭?

國務院剛剛公布了2013年深化醫改工作的安排,要求積極推進公立醫院改革,統籌做好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醫療衛生資源配置、社會資本辦醫、醫療衛生信息化、藥品生產流通和醫藥衛生監管體制等方面的配套改革。

而目前被寄望于打破壟斷的民營醫院尚難在核心領域與公立醫院競爭,核心就是醫生。對醫生的評級、科研經費分配以及服務定價,目前都是被行政所壟斷。行政資源都傾斜于公立醫院,即使目前政府可以給民營醫院一些特殊政策,但一旦拿走,雙方又將處于不公平平臺。

所以要成為一個行業監管者,政府仍舊需要放權,讓民營醫院和公立醫院真正公平競爭。與其討論醫保歸誰管,地方衛生部門不如踏實地執行醫改最初制定的方針,別讓類似高州醫院這樣“行政管制回潮導致腐敗”的事件再次重演。

日期:2013年7月30日 - 來自[醫療衛生改革]欄目

回首三年新醫改:安徽基層模式開拓了醫改思路

  三年回眸,新醫改取得的階段性成功離不開科學的頂層設計和制度創新。從最初決策、基本框架的確定到具體實施中的不斷完善,醫改三年是一個科學決策、不斷創新的過程,也是一個充分尊重民意、吸納民智、發揚民主的過程。

  新醫改方案“三年磨一劍”

  從調研、起草到最終出臺,新醫改方案經歷了三年的醞釀期。

  衛生部辦公廳主任侯巖對記者說,新醫改方案從最初醞釀到定稿通過,經歷了一次政治局集體學習、三次國務院常務會、一次政治局常委會。“可以說,新醫改方案基本理念、基本原則、基本路徑的確定,是在黨中央、國務院的直接領導下完成的。”

  自2006年7月起,衛生、財政、社保、藥監四部門就醫改重點和難點開展專題調研。隨后,國務院又分別向各省區市,各階層、各行業和社會群體廣泛征求意見。“座談會開了不計其數,其中由國務院領導親自主持的座談會就開了五六次。”侯巖說。

  新醫改方案還首次“借助外腦”,引入境外商業咨詢機構參與政策設計。受國家發展改革委委托,世界銀行、麥肯錫咨詢公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9家境內外機構參與了對新醫改方案進行獨立平行研究。

  充分尊重民意、吸取民智是新醫改制度設計的最大亮點。

  國家醫改辦組織力量編寫了《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問答》,還專門編印出版了《醫改與我》的小畫冊,通過40個簡明扼要的問題設計,加上通俗易懂的配圖,向普通群眾宣傳介紹新醫改。

  此后,社會各界郵件、傳真、信件如雪片般飛來。最后,國家醫改辦收到的意見建議多達35929件。根據這些建議,草案最終進行了190余處較大修改。

  基層制度創新“一劍舞三年”

  如果說新醫改在頂層設計是“三年磨一劍”的話,那么來自基層的制度創新就是“一劍舞三年”。

  國家醫改辦主任孫志剛說,新醫改在制度設計上,十分重視地方的首創精神。各地在改革中也涌現了大量的典型經驗和做法,一些地方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綜合改革、醫保支付方式改革等實踐創新均得到認真總結并在全國推廣。許多配套文件的形成,也來源于基層的試點和實踐。

  安徽省在國內最先取消基層醫療機構藥品加成,實施零差價;為保證這一目標落到實處,安徽設計一系列的配套政策,如基層醫療機構公益性保障制度、規范化的藥品招標采購制度、競爭性的用人制度等等。

  作為一個人口大省、財政窮省,安徽并不具備改革優勢,但安徽省能夠率先在取消藥品加成和零差價方面取得突破,對于新醫改的全盤推進具有重要意義。

  類似“安徽模式”的制度的創新在三年醫改過程中比比皆是。如陜西的“神木模式”、江蘇的“鎮江模式”、湖南的“桑植模式”“藍山模式”等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陜西的“子長模式”。陜西省子長縣公立醫院改變“以藥養醫”后,患者負擔下降,醫務人員積極性提高。子長的經驗為“十二五”全面破除“以藥養醫”機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樣本。

  “我們在北京研究時覺得這個問題很復雜,很難決斷,是地方的探索給我們開拓了思路。”衛生部黨組書記張茅說。

  “在自上而下搞好頂層設計的同時,注重自下而上的路徑探索,是這一輪醫改在制度設計上的顯著特色。”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認為,正是這種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良性互動,不斷豐富著醫改新政實施路徑,為新醫改注入了創新活力,使醫改更具可操作性。

  新醫改凸顯“中國模式”優勢

  作為一項關系13億人民健康福祉的重大公共政策,三年新醫改的順利推進,背后還體現“中國模式”的強大執行力。

  黨中央、國務院明確提出新醫改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則和基本路徑,進而統一思想、摒除雜音,為新醫改的順利推進奠定了基礎。

  在組織保障方面,新醫改在中央層面由國家發展改革委牽頭、國務院直接領導,成立了國家醫改辦公室,組成專門機構,抽調精干人員;在地方層面各級都有專門的機構來綜合協調體制改革工作。

  此外,新醫改的實施運行突破了以往衛生部門單打獨斗和政府獨立決策的既定改革模式,從而整合了行政和社會的力量,提高了醫改工作的執行力和效率。

  新醫改在推行過程中還特別注重對干部的培訓。從2009年起,國務院召集各個省份分管醫改工作的主要負責人進京就醫改進行專題培訓,并簽訂責任狀。與此同時,國家醫改辦召開現場經驗會,組織各地參觀學習。這些措施一方面使地方決策者們對醫改有了更深入系統的了解,另一方面也使他們感到了來自中央的強大推動力。

  “與其他同步開展醫改的國家相比,中國新醫改的運行推進機制與眾不同。一些國外同行在與我交流時,他們最佩服的就是中國醫改的高效率和強大執行力。”李玲說,新醫改的運行機制實際上是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改革操作路徑。三年醫改的成功經驗,充分證明了“中國模式”的可行性,這種模式不僅適用于醫改,也將為今后其他領域的改革帶來有益啟示。

日期:2012年8月10日 - 來自[醫療衛生改革]欄目

“名人名師名家進校園”第四十講之林楓局長“醫改的基本問題”專場報告會順利舉辦

 

2011年10月27日下午,“名人名師名家進校園”系列講座第四十講在我校大學生活動中心小劇場隆重舉行。鎮江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市醫改辦主任、市衛生局黨委書記、局長林楓教授為我校師生做了一場題為“醫改的基本問題”的精彩專題報告會。經貿管理學院申俊龍院長、相關專業老師也出席了本場報告會,報告會由經貿管理學院徐愛軍副院長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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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楓局長首先提出了醫改的三個基本問題。他認為醫改最大的問題是部門利益的協調和共識的達成。他提出了醫改的目標是以一切為了人民的健康為出發點,通過建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使得人人享有基本的公共醫療衛生服務,從而提高公民的健康水平。緊接著,他圍繞醫改的三個基本問題,詳細闡述了籌資機制問題、付費機制問題及服務機制問題。最后,林楓局長還積極接受大家的踴躍提問,并做出詳盡的解答。報告會在熱烈的氣氛中圓滿結束。

此次報告會通過介紹醫改的基本問題,使同學們了解到醫改的重要性,為醫改的具體實施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徑,亦為同學們提供了一次直面社會熱點問題、貼近生活的寶貴機會,增強了同學們的社會責任意識,也大大地促進了同學們專業學習的熱情。

 

日期:2011年11月1日 - 來自[南京中醫藥大學]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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