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生命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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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學科在走向世界前沿的路上

引言
  
2005年7月,《科學》雜志創刊125周年,這份愛迪生創辦的、目前世界最著名的科學刊物之一,由各領域專家組成的雜志編委會挑選了125個科學“大問題”作為紀念文章。雜志總編唐納德·肯尼迪在一份聲明中強調,這些“大問題”中有一些可能永遠得不到答案,但它們指明了科學家前進的方向,而解決這些問題的努力也將豐富人類的知識。在這125個科學難題中,最重要也最有希望解決的問題有25個,這其中與生命科學領域有關的問題就有15個。
  
從1953年科學家弗朗西斯·克里克、詹姆斯·沃森發現DNA的雙螺旋結構,到20世紀末的人類基因組的測定,20世紀下半葉生命科學走過了它的黃金年代,而中國的科學家們卻錯過了近一半的時間。
  
目前,生命科學已經成為世界科學前沿最活躍的學科,也是代表科學發展方向的學科之一。
  
因為生命科學學科在當今世界科學界的特殊地位,在回顧生命科學30年的過程中,其作為尖端科學研究的代表性不可忽視,這也是采訪對象如此強調他們的研究背景的原因,他們的經歷既代表了過去的學生,也代表了現在的教師。畢竟,對生命科學學科來說,只有借助高水平的科研才有可能具備高水平的教學。然而,在中國的市場環境之下,生物產業并未實現的異軍突起,也給那些沖向生命科學專業的學生開了一個錯位的玩笑。應該說,生命科學學科在為生物產業有一天真正進入個人和家庭作著準備。
  
科學研究:新時代的“西學東漸”
  
一年也未必算出一個結果
  
“我1960年進入中國科技大學生物物理系學習,1965年畢業,緊接著就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施蘊渝說。
  
建國后到“文革”前大部分時間里,國內的政治運動一直不斷,但科學研究一直沒有停止,標志性的成果是1965年我國科學家完成了人工牛胰島素的合成,這是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多肽類生物活性物質。
  
“文革”期間,雖然科學家們頂住政治壓力繼續進行科學研究,在生命科學研究領域,我國科學家成功測定了胰島素的三維晶體結構,但在那個史無前例的時代,生命科學學科的研究和教學跟其他學科一樣受到了極大的破壞,絕大多數的工作陷入停頓。
  
1977年8月,第三次復出并主動要求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的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親自主持召開了有33位來自全國各地的著名科學家、教授以及科學和教育部門負責人參加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在這次會議上,中斷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復。1977年冬天,570萬考生走進考場,“文革”后第一屆高校招生考試開始。
  
為了解決極度短缺的師資問題,當時的中國科技大學做了兩項工作,第一項工作是召回“文革”前入學、因“文革”未完成學業并被“發配”到各地工廠、礦山、軍馬場等單位參加勞動的“老五屆”學生進行培訓,辦“回爐班”。第二項工作便是選派年輕教員赴國外訪問學習。
  
1979年,施蘊渝作為當時中科大第一批選派的年輕教員,在中美還未正式建交之前,走出剛剛打開不久的國門,前往意大利的羅馬大學物理化學系做訪問學者。
  
當時出國人員可以免費定做三件襯衫和一件大衣,大衣是統一制式的,襯衫則可以自選花色。當施蘊渝和另外一位女同事興沖沖地趕到出國人員服務社挑選布料時,她們發現服務社里的布料花色一共只有三種。“也沒什么可挑的,我們的襯衫花色還是完全一樣。”施蘊渝說。
  
在特定的歷史年代成長并工作的施蘊渝,形容自己出國時是“兩眼一抹黑”,不僅對國外同行所做的工作一無所知,就是對資本主義本身也有著天然的“警惕”。“那時候都講資本主義制度是‘罪惡’的、‘落后’的,但出去一看,發現我們的社會發展的程度和他們的差距實在太大了。”施蘊渝說。
  
初次踏上異國的施蘊渝對羅馬滿大街的新鮮水果感到非常驚訝,在當時物質還非常匱乏的國內,冬天除了爛蘋果以外根本看不到其他的水果。“在國外的兩年使我們開闊了眼界,我們知道了中國跟世界上有多大的差距,我們知道了為什么需要改革開放,我們知道了應該如何搞科研。”施蘊渝說:“現在我們都認識到了,社會主義不等于落后。”
  
除了生活,工作上的差距更是讓施蘊渝“震撼”,國外同行所做的工作對她來說從頭到腳都是全新的。在意大利,施蘊渝主要做計算機生物學和核磁共振波譜兩項工作,需要大規模的計算,而其時國內可以作大規模科學計算用的計算機都很少見。
  
“我1981年回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實驗室里只有一臺PC機,一年都未必算得出一個結果。”施蘊渝說。回國后,工作條件的艱苦讓人難以想象。
  
“科學愛我了”
  
在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中國科學界與國際擴大了交流范圍,一批又一批的教師和學生出國訪問學習,形成了第一次出國潮,也有不少國外的科學家被請進來講學,中國的科學家們開始接觸到國外最新的科研資訊。
  
同樣是1979年,現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南開大學校長的饒子和已經從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畢業并在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所工作,他考取了所里的碩士研究生,繼續自己的研究工作。他所在的、從事胰島素結構研究的小組,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國際上都做著一流的工作。
  
“那是一個熱火朝天的時代,除了學習還是學習,除了工作還是工作。”饒子和說:“我們都沒有其他的想法,學習和工作就是我們全部的生活,這段時期為我以后的科研工作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礎。”
  
“當時的研究經費很緊張,也根本沒想過要錢。”饒子和說。他所在的實驗室在一個地下室里,下雨容易進水,晚上也沒有燈,只能抹黑趟水進去。儀器設備也很簡陋,為了拍一套X光衍射照片,饒子和和同事們要幾十個小時不睡覺才能完成。
  
即使條件如此,在那段時間里,饒子和作為第一作者在《中國科學》、《科學通報》、《物理學報》、《化學學報》、《藥學學報》上一口氣發表了5篇論文,在當時這些國內最頂尖的學術雜志上發表文章,還只是在讀碩士生的饒子和創造了一個不小的奇跡。
  
1982年,墨爾本大學的一位導師邀請面臨畢業的饒子和到澳大利亞工作,當時國內還沒有博士學位,饒子和說,那我去讀個博士學位吧!誰知這個“要求”竟然讓導師感到“吃驚”:“以你所做的工作,還需要這個學位嗎?”
  
1983年,饒子和順利獲得墨爾本大學醫學院全額獎學金,這是該校歷史上第一次為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提供獎學金。因為工作任務繁重,一直到1985年,饒子和才最終成行。
  
4年后,拿到博士學位的饒子和轉入英國牛津大學由諾貝爾獎得主霍奇金領銜的分子生物物理實驗室工作。“在這8年的時間里,我做出了可以說在我科研生涯中里程碑式的工作。”饒子和說。
  
在牛津大學,饒子和做著難度極高的課題,在最初的兩年,饒子和的工作沒有明顯進展,這讓他備受煎熬,但他堅持了下來。最終自己的付出有了回報,第一篇發表在《細胞》雜志上的文章為饒子和的科研生涯樹立了第一塊里程碑,緊接著,又一篇文章發表在《自然》雜志上。“在暫時還沒做出結果的那段時間,我常常開玩笑說:‘我愛科學,但是科學不愛我呀’,但堅持下來,成果出來了,科學愛我的那種感覺特別好!”饒子和說。
  
幾乎是出自天然的民族感情和愛國之情,已經“功成名就”的饒子和開始考慮回國工作。“沒有做出成果時總感覺‘無顏見江東父老’,做出了成果就想回來報效國家,這是很自然的想法。”饒子和說:“當時也正好趕上國家科教興國大發展,整個形勢大好,在國內我同樣可以做出一流的工作。”
  
1996年,饒子和回到國內,就任清華大學結構生物學實驗室主任。
  
我們要比國外做得還好
  
隨著經濟改革的不斷推進,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中國經濟實力已今非昔比,為科技和教育的發展奠定了雄厚的經濟基礎,“科教興國”也逐步成為國家戰略的一部分。
  
199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全國代表大會上,江澤民指出:“必須把經濟建設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1995年5月6日頒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首次提出在全國實施科教興國的戰略。
  
在高等教育領域,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及國務院《關于的實施意見》中,明確提出了“211工程”的建設目標,重點建設100所左右的高等學校和一批重點學科點。
  
1998年5月4日,江澤民在慶祝北京大學建校100周年大會上向全世界宣告:“為了實現現代化,我國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由此,中國教育部決定在實施“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中,重點支持國內部分高校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和高水平大學,簡稱  “985工程”,一期確定了34所高校進行重點建設。
  
在科學研究領域,1998年,江澤民同志在中科院報送的《迎接知識經濟時代,建設國家創新體系》報告上作出重要批示,同年6月,中科院知識創新的試點工作獲得批準,中科院知識創新工程拉開序幕。
  
“90年代后期,這些工程的開始運作,對科學研究和高等教育在物質上有了極大的推動,科研和教學的硬件有了明顯的提高。”施蘊瑜說。
  
在國家科教興國戰略的推動下,20世紀90年代中期前后,有不少在國外做出一流工作的科學家回國,隨后的10年也成為生命科學學科的大發展時期,國內的科研工作快速發展起來,做出了一些令世界驚嘆的成果。
  
2003年SARS暴發期間,在饒子和的主持下,我國成功地解析出第一個SARS病毒的蛋白質——3CLPRO及其與抑制劑復合物的晶體結構,為抗SARS藥物的發現奠定了重要的結構基礎。饒子和回國十余年以來,研究工作碩果累累,最近,他的研究組在禽流感合作研究課題中又取得了重大突破,在《自然》雜志上連續發表了兩篇研究論文。
  
“我回國后,有外國同行到實驗室訪問,說我們現在的工作已經與國外做得一樣好了。但我對同事和學生說,如果我們只是要做得‘一樣好’,那我們出國留學這十幾年來不是白學了?我們一定要比國外的工作做得還要好才行!”饒子和說。
  
人才培養:生物產業開了一個“玩笑”
  
隨著生命科學逐漸成為世界科學前沿最活躍的部分,作為與人類健康和自身發展密切相關的領域,在世界范圍內,逐漸形成了這樣一個認識:生物技術所主導的BT產業,與計算機技術所主導的IT產業一起,將成為21世紀主導社會發展的支柱產業。
  
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副院長許崇任,1978年進入北京大學就讀研究生,他當時實驗計算中使用的是國內自行設計的第一臺百萬次集成電路計算機,算是國內當時最先進的計算機了。就是這樣一臺最先進的計算機,要用一二百平方米的大房間才裝得下。當時的計算機還是用紙帶打孔來輸入數據,一旦打錯孔,就要重新開始或者把錯誤的紙帶剪掉再粘貼上正確打孔的紙帶。
  
“現在呢,只要按一下delete鍵就完成了。”許崇任說:“那臺計算機的計算能力,還比不上現在大家常用的一臺小小的筆記本電腦的計算能力。”當年許崇任所用的計算機全國也沒幾臺。而現在電腦的應用已經深入家庭,十分普及了。
  
“這種發展速度是最開始所不可想象的,這也說明,一個產業的發展必須要進入家庭才會形成強大推動力。”許崇任說。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生命科學學科研領域的巨大進步,以及對生物產業的共識性想象,生命科學相關專業成為高考考生的一項時髦選擇,高考錄取成績也水漲船高。不斷合并、升級、擴大規模的地方高校,也樂于興辦這樣的專業以爭取更多的生源和發展動力。特別是1999年國內高校大規模擴招,更有力地推動了生物學科人才培養的膨脹。
  
據許崇任介紹,2000~2006年,國內高校本科生物學類中的生物科學專業從130個增加到221個、生物技術專業從122個增長248個、生物工程專業從105個增長到234個。生物學類本科專業辦學點共增長了91%。2001~2005年,其中生物學類專業在校生人數從4.6萬多人增長到6.2萬多人、生物技術專業在校生從2.9萬多人增長到6.2萬多人、生物工程專業從2.2萬多人增長到8.8萬多人。
  
“在這個時期,大體上每10個大學本科理科學生中就有1個學習生命科學。”許崇任說:“在不少不斷擴大規模的高校中,興辦生命科學學科是有條件要辦、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辦,一時創造不出條件來也要辦。”
  
在分子生物學已經成為學科內部的重要研究手段和方法的當下,昂貴的儀器、設備、試劑使得生物學科的教學成本相對較高,進入21世紀前后,各重點高校才有條件逐步開始面向本科生開設分子生物實驗,進行實驗教學。
  
而那些普通本科和地方院校,要實現這些條件并不容易,但規模的擴大和生存發展的需要,像一個被打開的潘多拉盒子,“引導”著它們進入了興辦專業——擴大招生——難就業——繼續興辦——繼續招生的惡性循環。
  
“在我看來,推動一個學科的發展有兩個主要的推動力,一是人類對未知世界的好奇和探索,二是產業的推動。”許崇任說:“生物產業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際上,目前都還沒有達到人們曾預想的規模。這樣就造成了生物學科人才培養和產業需求的暫時脫節,成為導致該學科出現就業問題的重要因素之一。”
  
雖然目前生物產業發展的速度尚沒有預期得快,但現在已呈現加速端倪。10年前開始進行人類基因組的測序,很多科學家用了好幾年的時間才完成,但現在已有商業機構針對個人開展這項服務。付出百萬元水平的費用,這些機構即可針對個人的基因組測序和分析,明確某些疾病發生的可能性。
  
“隨著技術發展、成本降低,人們收入的增加,生物產業就有可能進入到家庭和個人的層面,產業的迅速發展,就會對學科的發展產生巨大的推動力。”許崇任說:“但是現在,從全國范圍來看,該學科的招生還沒有明顯減少,調整還需要時間。”  
  
生命學科三十年大事記  
  
1978年6月23日,鄧小平在談到派遣留學生問題時指出:“我贊成留學生的數量增大……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從此開始,大量的教師和學生通過走出國門重新接觸到世界科學前沿。
  
20世紀80年代,依照蘇聯式的專才教育模式,我國《普通高等學科理科本科專業目錄》規定當時的生物類專業11個。包括植物學、動物學、微生物學、生理學、植物生理學、遺傳學、細胞生物學、生物化學、生態學與環境生物學、分子生物學(試辦)、微生物工程學(試辦)。
  
1992年,依照強調本科階段寬口徑培養,重視學生能力培養的指導思想,縮減專業數量,1993年《普通高等院校本科專業目錄》規定生物類專業6個,即生物科學類、生物學、生物化學、微生物學、生物技術、生物學教育。
  
1997年,教育部生物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在威海的會議上,提出將生物類本科專業調整為“生物科學”和“生物技術”兩個專業。
  
1998年《普通高等院校本科專業目錄》在“生物科學類”和“生物工程類”下規定了3個相關專業,生物科學類包括生物科學、生物技術兩個專業,生物工程類包括生物工程一個專業,該學科設置一直保持到現在。
日期:2008年12月24日 - 來自[科教新聞]欄目

“談家楨生命科學獎”頒獎典禮在上海隆重舉行

        由上海市科委、市經委、市生物醫藥行業協會共同主辦的首屆“談家楨生命科學獎”頒獎典禮昨天在上海舉行,饒子和、薛京倫等11名杰出學者獲得此項殊榮。在國家科技部登記設立的“談家楨生命科學獎”獎勵基金為1000萬元。首屆評選共選出“談家楨生命科學成就獎”2名、“談家楨生命科學創新獎”9名。科技部副部長曹健林出席頒獎典禮。
以下內容來自“聯合基因集團”
        12月19日下午,“談家楨生命科學獎”首屆頒獎典禮在上海隆重舉行,11名生命科學領域的杰出學者獲此殊榮。國家科技部黨組成員、副部長曹健林同志、談家楨生命科學獎獎勵委員會主任、國家科技部原副部長惠永正同志、上海市科委主任壽子琪同志、國家科技部基礎研究司副司長廖小罕同志、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黨委書記葉敬仲同志等領導出席了此次頒獎典禮。聯合基因集團總裁謝毅、首席執行官秦義龍、談家楨先生家屬代表談向東同志也出席了頒獎典禮。來自全國各地大學、科研院所以及企業的代表近200人出席了頒獎典禮。
        談家楨生命科學獎是經談家楨先生本人同意,經國家科技部批準,由聯合基因集團出資設立的生命科學領域全國性大獎,全國人大副委員會長陳至立同志為該獎題寫了獎名。該獎設立后,獲得了中國生命科學領域學術界和產業界的高度重視,經四十多家有提名資格的大學和中科院部分研究所的推薦,經談家楨生命科學獎評審委員會的嚴格篩選并經獎勵委員會最后投票表決,選出南開大學校長、天津國際生物醫藥聯合研究院院長饒子和院士、復旦大學首席教授薛京倫先生二人獲得談家楨生命科學成就獎,選出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副所長王文研究員等九位學者獲得談家楨生命科學創新獎。
        由于談家楨獎在談家楨先生生前設立,而第一次頒獎時談先生已經離我們而去,所以第一次頒獎會也成為大家緬懷談家楨先生為中國科學事業做出的巨大貢獻以及談老在治學和育人方面崇高風范的大會。惠永正同志在向大會報告評獎工作時首先提議,全體與會者為談老默哀一分鐘。聯合基因集團領導秦義龍在發言中,介紹了談家楨先生在聯合基因的創立與發展歷程中給予聯合基因的巨大支持,表達了要繼承談家楨先生為科學和民族奉獻一生的精神,承擔企業的社會責任,盡最大努力推動中國基因科學研究及基因科技產業的發展。而談家楨生命科學成就獎得主、談家楨先生的“關門弟子”薛京倫教授則把他本來應是報告其學術成就的發言直接改成懷念談老對他的教育培養的發言。
        在現場充滿感情的氣氛中,曹健林副部長丟下原來準備好的發言稿,發表了熱情洋溢的即席發言。他首先說,他是復旦大學畢業的,他很早就知道復旦大學生命科學領域的成就,并對談先生極為敬仰。一句話贏得全場一片掌聲。曹健林同志說,“我代表科技部向創立我們這個獎項的聯合基因集團和該獎的評審委員會表示崇高的敬意,你們做了一件大好事!正是你們的辛勤勞動促成了這樣一項豐功偉績。”他充滿激情地表示,“支持這樣的獎勵工作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愿意和在座的專家,和在座的同志們一起把我們國家基礎研究,把我們國家科研成果轉化以及把我們國家生命科學產業做得更好。
附:“談家楨生命科學獎”獲獎名單:
                        談家楨生命科學成就獎
                        饒子和  南開大學校長,天津國際生物醫藥聯合研究院院長。
                        薛京倫  復旦大學首席教授。
                        談家楨生命科學創新獎
                        王文  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副所長。
                        戈寶學  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健康科學研究所。
                        許建和  華東理工大學生物反應器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生物工程學院副院長。
                        張克勤  云南大學副校長,云南省工業微生物發酵工程重點實驗室主任。
                        張辰宇  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徐林  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
                        高翔  南京大學模式動物研究所所長,國家遺傳工程小鼠資源庫主任,南京大學醫學院副院長。
                        高福  中國科學院北京生命科學院(籌)副院長,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
                        程京  清華大學生物芯片研究與開發中心、醫學系統生物學研究中心教授,生物芯片北京國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技術總監。
日期:2008年12月24日 - 來自[科教新聞]欄目

談家楨生命科學獎滬頒獎 11名學者獲得此項殊榮

        由上海市科委、市經委、市生物醫藥行業協會共同主辦的首屆“談家楨生命科學獎”頒獎典禮昨天在上海舉行,饒子和、薛京倫等11名杰出學者獲得此項殊榮。在國家科技部登記設立的“談家楨生命科學獎”獎勵基金為1000萬元。首屆評選共選出“談家楨生命科學成就獎”2名、“談家楨生命科學創新獎”9名。科技部副部長曹健林出席頒獎典禮。
日期:2008年12月22日 - 來自[科教新聞]欄目

抓住機遇 以史為鑒 努力實現我國生命科學的復興

2008年11月26日上午,第四軍醫大學校長樊代明院士應邀在生物中心五棵松新辦公樓十二層會議室作了題為“3000年生命科學進與退”的主題報告,生物中心全體工作人員以及解放軍總醫院和軍事醫學科學院的部分師生共約150人參加。  
樊代明院士從遠古至近代、從國內到國外,引經據典,用獨特的思維、詼諧的語言,深入淺出地回顧了人類生命科學3000年的歷史與變遷,列舉了生命科學發展不同時期重大歷史事件和著名代表人物,總結了中華民族生命科學由盛到衰,而后開始重新崛起的歷程和經驗,提出了生命科學由微觀到宏觀,由局部到整體轉變的哲學思維,從戰略的高度對生命科學的理念進行闡釋說明,并對生命科學的發展前景進行前瞻和展望。樊院士相信,只要以史為鑒,抓住當前的大好機遇,用哲學思維、宏觀思維來指導生命科學研究,我國的生命科學就一定能在不遠的將來實現復興。  
通過樊代明院士的報告,使我們對3000年來生命科學的發展歷史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對生物中心實踐科學發展觀,做好生命科學戰略研究和發展規劃,具有很好的指導意義。
日期:2008年12月1日 - 來自[科教新聞]欄目

戈寶學獲08年明治乳業杰出科學獎

    經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批準的“明治乳業生命科學獎”是由日本明治乳業株式會社和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態研究所(原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于1998年4月共同設立的。2006年1月起,該獎項由日本明治乳業株式會社和國家人類基因組南方研究中心共同承辦。該獎旨在推動上海地區生命科學和食品科學研究的發展,培養新一代學科帶頭人和優秀管理人才作貢獻。
    2008年度(第十一屆)明治乳業生命科學獎日前揭曉,上海交大醫學院/健康所戈寶學研究員獲得該獎的杰出科學獎,11月21日在附屬瑞金醫院演講廳進行了頒獎儀式。
    自明治乳業獎創辦以來,我所已有8人次獲得該項殊榮,戈寶學研究員因從事固有免疫反應中的信號轉導機制研究而獲得此獎項中的"杰出獎"。其在國際上首次發現p38 MAP激酶與支架蛋白TAB1的相互作用可以激活p38,而不需要MAPKK的作用,提出在細應急過程中p38的激活除了經典的MAPKKK-MAPKK-MAPK cascade外還有其他的通路。 這一發現加深了人們對MAP激酶轉導機制的認識。戈寶學認為,這個獎項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生命科學的研究,鼓勵了更多的年輕人在這個舞臺上施展才華。

日期:2008年11月28日 - 來自[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欄目

聯手打造生命科學人才搖籃 海大與眾企業簽下合作協議

        2004年3月21日上午,中國海洋大學與多家企業簽訂合作協議,共同建設國家生命科學與技術人才培養基地。
        中國海洋大學“國家生命科學與技術人才培養基地”是國家教育部、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于2002年批準的在全國36所高校首批建立的“國家生命科學與技術人才培養基地”之一。目的是為了適應我國經濟結構戰略調整的要求和生物技術產業發展對人才的迫切需求,實現我國生物技術產業化高層次人才培養的跨越式發展。該基地以海大海洋生物學、水產品加工和貯藏工程、水產養殖學三個國家級重點學科為龍頭,以國家海洋藥物工程研究中心、  U  NESCO中國海洋生物工程中心及部分部、省級重點實驗室為依托,以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部為核心,聯合國內外相關學科與企業進行建設。
        今后,學校與企業兩方面將發揮各自優勢加強合作,加快基地建設,培養既掌握相關學科的基礎知識和基本理論,又能從事生物技術產業的創新性研發,具備生物科學與應用科學相結合能力的高素質復合型人才。
日期:2008年11月26日 - 來自[科教新聞]欄目

學海無涯從頭越:開拓生命科學的人生

        改革開放30年,改變了一個國家的命運,也改變了每一個中國人的命運。
        
        在策劃采寫“改革開放30年專題報道”的過程中,“與祖國同命運”這個主題強烈地吸引著我們的記者、編輯,促使我們去發掘、思考它的內涵。歷史的巨大轉折,嶄新時代的開啟,是個人的人生軌跡改變的起點;國家的發展進步,為個人的成長成功不斷提供著機遇。換個角度看,無數中國人深懷愛國之心,發奮努力,銳意進取,推動著各自工作領域的發展進步,每個人的貢獻匯聚成了改革開放30年的巨大成就。個人和國家,就這樣命運相系,難分難離。
        
        從今天起,本報陸續發表一組報道,寫的正是個人故事中蘊涵的“與祖國同命運”的主題。
        
        30歲那年,是他的人生轉折點。改革開放的大潮,將正在農村插隊、當著大隊書記的趙國屏,帶入了正規的生命科學研究的大海。從此,他的人生軌跡,與中國生命科學的發展軌跡緊緊交織在了一起。
        
        從考取復旦大學生物系、通過CUSBEA計劃赴美求學,到出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首任副院長,再到就任國家人類基因組南方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和生物芯片上海國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今年正好“花甲”的趙國屏最為欣慰的是,自己一生都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并且做成了。
        
        “設計人生”,對80后年輕人熱衷的這個詞匯,趙國屏說:“我們這代人,從來沒想到過設計自己的人生。我們只是結合自身的能力和興趣,不斷地去適應國家需求,為社會發展服務,為人民服務。”
        
三十而立:“做農民做不到的事情”    高考被復旦生物系錄取
        
        1969年,20歲的趙國屏離開上海的家,去安徽蒙城插隊,帶著一種輕松感。
        
        他的父親趙祖康,是中國公路泰斗,國民黨政權最后一位上海市代理市長(1949年后歷任上海市建設委員會副主任、規劃建筑管理局局長、上海市副市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職)。去蒙城農村,他不僅擺脫了周遭歧視的目光,還可以滿足搞生物研究的愿望。
        
        “中學時看到《科學畫報》上有篇介紹DNA雙螺旋的文章,感覺生命太神奇了。從此,我就下決心要考北大,學生物,但是,‘文化大革命’打破了我上大學的夢。”趙國屏那時的想法很單純,經歷過‘三年自然災害’的他,感到糧食太重要了,“我小時候自己做過嫁接育種,我也崇拜電影《艷陽天》里帶領農民生產自救的肖長春,那時我真是想去改造農村”。
        
        6年后,這個在農村經歷了各種磨難鍛煉的知青,從城里的“乖孩子”成長為大隊書記。他在為困難戶解決吃飽飯的同時,依然憧憬:“我的大隊,生產水平要與美國相當。”
        
        他領導的大隊專門有個農科隊,有幾十畝試驗田,從育種一直做到推廣。建小油坊、辦小工廠,建學校、推行計劃生育。他要把一個淮北的窮村,建成“變江南”的實驗室。而他的未婚妻俞自由,更由知青當上了蒙城縣委副書記,名動一時。
        
        1978年,恢復高考的消息傳遍了中國。趙國屏的心熱了,但他依然放不下改造農村的“實驗”。這時,一位生產隊長對他說:“雖然你現在做得很好,我們也需要你;但是,你應該多學本領,做農民做不到的事情。”
        
        于是,趙國屏參加了高考,志愿是復旦大學生物系。他被錄取了,分配到微生物專業。當時班里同學年齡最大的32歲,最小的15歲,他30歲,排在第三。
        
        讀書期間,他寫了一封針對農村問題的信,得到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里的賞識,并得到中央領導批示。此后,他以學生身份成了復旦大學校黨委委員。雖然擔任過從班到系、校的各級學生干部,趙國屏的4年大學生活,始終在刻苦學習、培養研究素質中度過。
        
        當趙國屏畢業的時候,他擔任班長的微生物專業班被評為上海市三好班級,學校希望他留校,當一個兼做行政工作和教育科研工作的“雙肩挑”干部。
        
        又一個選擇放在了他的面前。趙國屏想,要做研究,就要集中力量,踏踏實實,從頭做起;他決定要堅定地走一條漫長的“科班之路”,于是考上了中科院上海植生所的碩士研究生。
        
        上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提出擴大派遣留學生。美國康奈爾大學的分子生物學教授吳瑞向中國教育部建議:世界生命科學領域發展很快,中國要盡快培養這一領域的年輕科技人才。為此,他向美國近百所一流大學介紹中國的改革開放,說服它們接收中國留學生,促成了“中美生物化學聯合招生項目”(CUSBEA),從1981年開始實施。趙國屏以他優異的成績和英語水準,獲得植生所的推薦,順利通過了CUSBEA的筆試和面試,遠赴美國普度大學,開始了留學之路。
        
        “我上大學之后,讀遍了所有專業課的英語教材,為的是以后做研究有用,但就是沒有學過TOFEL,因為從沒想‘考出國’。但是,CUSBEA給了我真正的機遇。”趙國屏至今感念這一次選擇。
        
四十不惑:認準自己的路回國效力    欣然應命去接導師的班
        
        趙國屏去美國深造兩年后,夫人俞自由放棄了副縣長的職位,相隨到美國攻讀經濟學。年屆不惑,夫妻雙雙獲得博士學位。
        
        上世紀90年代初,正是“出國熱”方興未艾之時,托福考試逐年直線升溫,美領館外總擁著無數焦急等待簽證的人;但趙國屏夫婦卻選擇了回國。
        
        也許,16年之后的今天,人們會說他們作出了極有遠見的“人生選擇”;也許,當年人們對他們的選擇有“回國拿政治資本”、“在美國混不下去”的議論——但趙國屏所想的,只是回國陪伴年邁的雙親,只是想實踐父親的囑咐“學成之后,一定要回國服務”;只是想為學經濟、學保險的妻子找到最適合發揮她作用的平臺。“四十而‘不惑’,就是認準自己的路,不被名、利、他人的觀點等‘潮流’所迷惑。我知道,國家需要我們回國出力。”
        
        不過,當時國內的科研條件實在相當落后。趙國屏不得不“曲線救國”,先去上海普羅麥克公司當生產經理,產品是分子生物學試劑。
        
        得益于插隊時做大隊書記和大學時代做學生會工作積累的一點管理經驗,以及經濟學博士夫人的支持,他不僅管生產,而且管質量控制和成本核算;一邊實施新產品的研發,一邊又關心產品的銷售和公司的利潤。
        
        不久,這些經驗被用在了組建真正的實驗室上。趙國屏碩士研究生學習的導師需要他回去接班,他欣然應命。
        
        此時,很多年輕人都不喜歡接老先生們的班,覺得有很多羈絆與束縛,不如自己“另立山頭”。趙國屏不這么想,老先生留下的不僅有團隊、有項目,還有設備和材料——這比白手起家可要好多了!
        
        當時他接下的這個研究室,很快就成為所里重點支持的“微生物次生代謝調控研究開放實驗室”。經過此后13年的努力,實驗室逐步發展壯大,現在已經擁有8位中青年研究人員,成為中科院“合成生物學重點實驗室”,開始向國際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研究的前沿進軍。
        
五十知天命:動用積累改行邊干邊學    投身于人類基因組研究
        
        正當趙國屏想在微生物研究的道路上闊步前進時,國際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加速發展,對中國科學界敲響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警鐘。
        
        1997年7月,我國著名遺傳學家談家楨院士上書中央,呼吁保護我國遺傳資源,建議成立中國基因組研究中心,得到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江澤民總書記親自批示:“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們得珍惜我們的基因資源。”我國的人類基因組研究就此加速展開,在國際人類基因組計劃中承擔下了“兩個1%”的任務,即完成人類基因組1%的序列測定和識別人類表達基因的1%。
        
        1998年10月,國家人類基因組南方研究中心成立,時任中科院上海生物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的趙國屏代表中科院出任理事。同時,他與李載平院士、裴鋼院士一起,開始主持實施中科院關于人類基因組的創新工程特支項目。當時的他,還承擔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微生物學代謝調控的一個重點項目,分管一個“863”計劃蛋白質工程主題。
        
        從微生物代謝和蛋白質工程研究轉移到并不熟悉的人類基因組研究領域,對他來說是個十分困難的決定。但趙國屏還是在50歲的時候“改行”了——是國家為他作了選擇。“改行是困難的,但這項工作太重要了!而且,當時國家,特別是中科院,在這方面學科的斷層、人才斷層都十分嚴重;所以,我只能動用我的積累,邊干邊學,去開拓這個新領域,因為,它實在是太重要了,關乎中國生命科學在今后幾十年中的國際地位。”
        
        10年后的今天,趙國屏欣慰地說:“在國際生命科學發展到這個關鍵的當口,我們這些人正好在崗位上,做了應該做的事,使得今天我們在基因組研究領域,與國際同行基本走在了同一條水平線上。”這是這一代生命科學家對于不曾辜負歷史使命的自豪。
        
        歷史證明,參與國際人類基因組計劃為我國積累了相關的技術、人才,以及科研經驗。當基因測序日益成為生命科學一種重要研究手段時,中國擁有了提供這種技術服務的能力與平臺。
        
        在從事人類基因組測序和研究工作的同時,趙國屏在國內積極倡導微生物基因組的工作。他領導的中科院人類基因組計劃,在中國第一次資助了對細菌的全基因組測序,使中國基因組平臺的測序能力從十萬堿基級上升到了百萬堿基級的水平。他自己在鉤端螺旋體基因組序列測序和功能研究、SARS冠狀病毒分子流行病學和進化的研究、日本血吸蟲基因組測序等方面,做出了出色的工作,于2006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機遇是重要的,在人生道路上也始終有大大小小的機遇。但是,要有敏銳的眼力和冷靜而勇于犧牲的精神去抓住機遇。”趙國屏回首這次“改行”,不禁回想起他年輕時讀過的魯迅先生的話:“愿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趙國屏認為,他們這一代人的“人生設計”就是“此后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陽,我們自然心悅誠服的消失,不但毫無不平,而且還要隨喜贊美這炬火或太陽;因為他照了人類,連我都在內。”
        
        趙國屏“五十而知天命”,他不僅認識了基因組研究的“天命”,還認識了改革中科院上海地區生命科學研究體系的“天命”。
        
        幾乎與展開人類基因組研究同時,上海的生命科學研究力量也正進行著一場歷史性的重組,趙國屏再次用他的管理才干,推動了一系列重要布局的完成。
        
        1999年,中國科學院與生命科學研究相關的在滬研究所完成了一次大聯合,組建起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先由吳建屏院士,后由裴鋼院士任院長,趙國屏任副院長,主管科研。他組建生物信息中心和蛋白質組中心、推動藥物所搬遷浦東張江、改造實驗動物中心、與上海二醫大聯合建立健康研究所……經過這一系列布局后,上海的生命科學研究實力有了決定性的提升,科研成果在國際一流雜志上頻頻亮相,上海以人類健康為核心目標的生命科學研究體系初步建立。
        
六十耳順:從別人立場考慮別人意見    建非盈利組織推動產業鏈
        
        眼前的趙國屏頭發花白,溫和而閃爍著機靈光芒的雙眼,不時望向窗外,似乎在看遙遠處那個愿景中的中國生命科學的未來。
        
        到了“六十而耳順”的境地,對他而言,開始理解如何從別人的立場考慮別人的意見。他現在考慮更多的是上海生命科學從基礎研究到產業化的布局。
        
        “上海,尤其是張江生物醫藥產業化基地,已經在生物醫藥領域有了很好的基礎。我們從最基礎的基因組研究,到生物醫藥轉換研究,都走在全國的前列,經費使用效率也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如此完整、有效的基地,在國內是唯一的,在國際上也不多見,值得我們珍惜。”
        
        但是,他也指出:“我們已經布好了關鍵的點,卻還需要將這些點串起來,并連成網絡。”趙國屏認為,非盈利組織的模式也許是一種可行的方式——“也許我未來幾年,會著手組建這樣的組織,真正把我國的生物醫藥產業鏈推動起來。”
        
        當然,他最喜歡的科研,也不曾放下過。人類元基因組——人身上所有微生物的集合,與人類健康休戚相關的那群微小生命,正是趙國屏目前關心的重點。從微生物走到基因組,又將基因組與微生物結合,趙國屏正走向“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最高境界。
        
        趙國屏院士30年感言
        
        過去30年,我隨中國改革開放的事業成長。從插隊知青、大學生,到出國留學獲得博士學位;從研究農業、微生物學、生物化學,到基因組學;從大隊書記、學生會主席、大學教師、公司經理、實驗室主任、研究院所領導,到國家研究中心主任——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我熱愛生命科學,熱愛中國人民之心不改;我也始終享受從事生命科學研究,服務中國人民的幸福。
        
        鄧小平同志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關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理論的闡述有兩大特點。首先,是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和時代緊迫感,強調中國必須不失時機地發展自己的高科技。其次,是鮮明的實事求是的中國特色,強調中國生產力問題的解決,最終要靠科學技術的發展。為此,他踏踏實實地從科學與教育抓起,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素質,努力向世界先進水平前進。
        
        中國必將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實現可持續的和諧發展。中國科學工作者,對此責無旁貸。
日期:2008年11月18日 - 來自[人物專訪]欄目

東盟-中日韓生命科學研討會在京召開

        為了落實溫家寶總理2007年在第11屆東盟-中日韓領導人峰會上的講話,進一步推動我國與東盟國家及日韓在生命科學領域的合作與交流,由國家科技部主辦、生物中心承辦的東盟-中日韓(10+3)生命科學研討會,于2008年10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西苑飯店成功舉辦。來自韓國、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菲律賓和我國的18位政府官員和專家及70位參會代表,就發展政策、基因組、生物信息學、轉基因動植物、環境生物技術、干細胞、生物能源、禽流感、傳統醫學和藥物研發等生命科學領域的熱點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討。
日期:2008年10月31日 - 來自[學術活動]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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