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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死亡與器官移植中的倫理與法律問題

來源:中華醫學研究雜志 作者:鄭建中 ,王洪奇 2006-8-19

摘要: 【摘要】 本文探討了腦死亡與器官移植等醫學領域的新發展所引發的倫理和法律問題,探討了應對問題的途徑。【關鍵詞】 腦死亡。器官移植。特別是在醫學科學飛速發展、患者主體意識日漸增強的當代,隨著腦死亡、器官移植等醫學新技術的臨床實施,引發了很多新的倫理和法律問題。...


  【摘要】  本文探討了腦死亡與器官移植等醫學領域的新發展所引發的倫理和法律問題,探討了應對問題的途徑。

  【關鍵詞】  腦死亡;器官移植;醫學倫理學;醫學法學
      
  醫學服務的對象是患者,患者是人,人具有自然和社會雙重屬性。醫學服務對象的雙重屬性決定了醫學學科必然具備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雙重學科屬性。特別是在醫學科學飛速發展、患者主體意識日漸增強的當代,隨著腦死亡、器官移植等醫學新技術的臨床實施,引發了很多新的倫理和法律問題。

  1 腦死亡的倫理問題與立法

    生命是生物體最本質的屬性,死亡是生命的最終歸宿。什么是死亡?即作為個體的人的生命的終結應當從什么時候算起?嚴格意義上的死亡是否應該在細胞層次?其根本標志是什么?心肺死亡還是腦死亡?死亡過程是否應該劃分為臨床死亡和生物學死亡兩個階段?有關問題已成為醫學、倫理學和法學等諸多學科探討的共同課題。

    1.1 腦死亡概念 死亡是生物界的自然現象。死亡是個體生命活動遭到嚴重損害以至達到生命的不可回歸點。死亡意味著一個有生命實體的狀態的全然改變,這種改變是這些具有某些特性的生命實體,經由對其有本質上意義的特性之不可復原地喪失 [1] 。關于死亡的這一描述適合于一切生物體,包括人類、動物、植物及其他們的器官。個體的人的死亡,傳統的定義是心肺功能的喪失,心臟和呼吸系統停止運作。心臟跳動、血液流動、呼吸被視為生命的三大象征,是一切活的有機體明顯的特征,這些功能不可逆轉地喪失,就是死亡。因此,死亡是血液循環的完全停止,呼吸、脈搏的停止。心跳和呼吸的停止被看作是死亡的臨床標準,接著是體溫的下降。

    生物學和醫學高技術的發展,使傳統的死亡概念遇到了嚴峻挑戰。現代社會,由于人工呼吸機、體外循環等精密醫療器械以及其他相關醫療技術的應用,外科手術可以長時間地在沒有心跳、沒有呼吸,甚至沒有體內血液循環的情況下進行,并保證大腦不被傷害。腦功能與心功能本來是密切聯系的,但是現代醫學技術卻可以把他們分離,使一個人在腦部大面積或全部損傷后還能維持他的心臟功能。這種分離使傳統的心肺死亡標準受到了挑戰。在這種情況下,醫學界的人士紛紛探索新的死亡標準。

    醫學實踐證明,個體生命的死亡不是驟然發生,而是一個連續過程。許多情況下,腦細胞在心臟停止搏動后10多分鐘甚至幾十分鐘以后才開始死亡。但是,一旦出現廣泛的腦細胞壞死、腦功能發生不可逆喪失,即使維持心肺功能的暫時運行,對于該個體而言,已喪失了其價值和意義,而真正的腦死亡個體是無法復蘇的。于是在20世紀60年代初,醫生們提出了以不可逆的腦功能喪失作為死亡的另一條標準,進而確定了腦死亡概念。

    腦死亡是包括大腦、小腦和腦干的全腦功能的不可逆地喪失功能。它因某種病理原因而引起,導致的結果是腦組織缺血、缺氧、壞死,致使腦組織機能和呼吸中樞功能達到不可逆轉的消失階段,最終導致病理死亡。1968年美國哈佛醫學院特別委員會提出了“腦死亡就是人死亡”的命題,并提出了四條具體標準 [2] :(1)不可逆的深度昏迷。完全喪失了對于外部刺激和身體內部需求的所有感受能力,通常稱為“沒有感受性和反應性”;(2)自主呼吸停止。人工呼吸時間停止3min仍無自主呼吸恢復的跡象。通常稱為“沒有運動和呼吸”;(3)腦干反射消失。瞳孔對于光反射、角膜反射、眼運動反射(眼球-前庭、眼球-頭部運動等)均消失,以及吞咽、噴嚏、發音、軟腭反射等由腦干支配的反射一律消失,通常稱為“沒有反射”;(4)腦電圖平直或等電位。符合以上四條標準,并在24h或72h內反復多次檢查,結果一致者,可宣告其死亡。但有兩個例外:一是體溫過低;二是剛服用巴比妥類藥物等中樞神經抑制劑的病人。

    同年世界衛生組織規定死亡的標準:對環境失去一切反應,完全沒有反射和肌肉張力,停止自發呼吸;動脈壓陡降和腦電圖平直。這個標準與哈佛委員會的標準基本一致。1970年,芬蘭和美國Kansas州率先制定了關于腦死亡的法規。1976年,英國皇家醫學會將“腦干死亡”作為腦死亡的標志,這較“不可逆昏迷”前進了一步。1979年,英國皇家醫學會將腦死亡標準做了進一步補充,規定在臨床中一旦發生腦死亡便可宣告其死亡。1980年,我國學者提出應將腦死亡理解為全腦的死亡。至80年代后期,世界上已有30多個國家或地區從醫學上和法律上認可腦死亡作為死亡的標準 [3] 。

    日本腦波學會腦死亡委員會所制定的標準是 [3] :(1)深昏迷。按Glasgow Coma Scale(格拉斯哥昏迷分級)屬重型,昏迷6h以上,對顏面部疼痛刺激無反應,包括最疼痛的壓眶刺激也引不出反應;(2)自動呼吸消失。呼吸只靠人工呼吸維持,停止人工呼吸血二氧化碳分壓(HbCO 2 )達到足以刺激呼吸中樞的程度仍無自動呼吸;(3)瞳孔固定。左右兩側瞳孔直徑在4mm以上,即雙瞳孔散大、對光反射消失;(4)腦干反射消失。包括對光反射、角膜反射、毛樣脊髓反射、眼球頭反射、前庭反射、咽反射以及咳嗽反射等均已消失;(5)腦電圖平直呈直線(大腦電沉默)。具備上記1~4項前提下,嚴守技術準則,確認腦電圖平直,最低要用四導生理儀檢測記錄30min;(6)滿足以上1~5項后,須經6h確認仍無變化。繼發性腦功能障礙和6歲以上的小兒觀察時間要在6h以上。

    上述標準是在美國腦死亡“四項標準”基礎上制定出來的,因此更加精細化。判定腦死亡時應注意的問題是:(1)中樞神經抑制藥、肌肉松弛劑等藥物的影響應特別注意;(2)深度昏迷指對外界刺激無反射而言,不是指脊髓反射。深反射、腹壁反射、足跖等反射可能存在;(3)判定腦死亡所應用的輔助檢查儀器和方法很多,有些檢查屬于必須(如腦電圖檢查),有些檢查為輔助,應注意區別;(4)反復檢查的目的在于絕對防止腦死亡的誤診誤判。總之,腦死亡判定標準:深昏迷、自動呼吸消失、瞳孔固定、腦干反射消失、腦電圖波型呈現直線(等電位腦電圖),經6h以上時間的反復檢查始終不變。判定腦死亡一定要準確無誤。

    1.2 采用腦死亡標準的意義 腦死亡概念的提出是人類死亡觀的新發展,腦死亡作為死亡標準在臨床中的應用具有重要的醫學、倫理學、法學和社會學意義。腦死亡在客觀上提供了一個更為科學、可靠的判定依據,改變了傳統上將心跳和呼吸停止作為死亡標準的看法。現代醫學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不斷發生的臨床案例都證明,心跳和呼吸停止 并不是判斷死亡的可靠依據,腦干功能所發生的不可逆轉性的徹底喪失才是死亡的更為可靠的標準。

    腦死亡標準的臨床應用有助于器官移植工作的開展。1968年第22屆世界醫學會通過的“關于死亡的聲明”,即《悉尼宣言》,明確規定:死亡是在細胞層次上的逐漸的過程,涉及器官移植時應由兩名以上的醫生在場做出死亡的診斷。死亡一旦確定,停止搶救在倫理上是可以得到辯護的 [4] 。這里我們所強調的是,腦死亡標準的確定絕對不是為了器官移植手術的需要。但是,隨著醫學新技術的發展,器官移植越來越多地倚賴于從尸體上取出活的器官,這是一個事實。器官移植手術要求時機適宜,手術實施的越早則移植成活率就越高。腦死亡者的心臟仍在跳動,各個臟器的血液供應得以維持,在及時施行人工呼吸和給氧條件下,腦死亡者各臟器組織不同于心死者那樣發生缺血、缺氧,作為供體,這些臟器組織有著較強的活力,為移植成功提供了先決條件。此外,一些腦死亡者是由意外事故引起的,死者生前往往身體健康,臟器功能多數是良好的。因此,來自腦死亡者的器官移植后存活期長,治愈率高。

    腦死亡標準的確立的確也有利于醫療資源的節約,減輕家屬的痛苦和醫院、社會的負擔。對于腦死亡者實施的搶救措施對于腦死亡者個體以及對于其家屬和社會沒有任何實際的意義。腦死亡不同于植物人,兩者之間具有生和死的差別。

    但是,腦死亡立法是一個慎重的過程,腦死亡標準的臨床應用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傳統的死亡標準將依然發揮其作用。或許兩種不同的死亡標準將會并存一段時間,直到人們普遍接受新的死亡標準。

    1.3 腦死亡立法 要推動腦死亡立法,就要在醫學科學技術層面以切實可靠和確鑿的證據告訴人們腦死亡就是死亡,進而讓人們逐漸接受腦死亡判據,還需要做很多宣傳和教育工作,使人們認識到制定腦死亡標準的目的不是出于醫療費用方面的考慮,更不是為了摘取器官的方便。腦死亡標準的確立與摘取器官不是同一層次、同一類型的問題,因此不應該將這些問題相提并論。有關腦死亡的判定有1986年制訂南京標準、1995年制訂的上海華西醫院標準等。地方性標準的制定為全國統一的腦死亡標準的確立奠定的基礎,全國統一的腦死亡標準的制定將進一步規范腦死亡診斷的實施,并將為腦死亡立法奠定基礎。

    有關腦死亡法律法規的制訂與實施以維護公民的生命健康權益,規范腦死亡判定技術的應用和管理為根本出發點。腦死亡應嚴格限定為包括腦干在內的全腦功能不可逆轉的喪失狀態,并作為判定腦死亡的根本標準。判定腦死亡應考慮的先決條件是明確導致昏迷的原因,排除各種原因的可逆性昏迷;臨床診斷應把握:深昏迷、腦干反射全部消失、無自主呼吸(靠呼吸機維持,呼吸暫停試驗陽性),三個條件必須全部具備;腦死亡的確認試驗包括:(1)腦電圖平直,(2)經顱腦多普勒超聲呈腦死亡圖型,(3)體感誘發電位P14以上波形消失,三項中必須至少有一項為陽性;腦死亡觀察時間應確定為:首次確診后觀察12h無變化,方可確認為腦死亡。

    在腦死亡立法在技術層面應特別注意:(1)中樞神經抑制劑、肌肉松弛劑等藥物的影響應予以特殊注意。因為疑似腦死亡的案例常常用一些中樞神經抑制藥或肌肉松弛劑。因此,在判定腦死亡時這些藥物的作用和影響須除外。為此,可用簡單的神經刺激器進行刺激試驗,如果引起肌肉收縮反應,即可排除肌肉松弛劑的影響。(2)深昏迷指對外界刺激無反射而言,因此即使有所謂的脊髓反射也無妨。深反射、腹壁反射、足跖反射等不消失也是可以的。一般認為脊髓反射存在仍可判定腦死亡。(3)判定腦死亡所應用的輔助檢查法種類繁多,但在日本則以腦電圖為必須項目,而X線、CT、腦血管造影、腦血流測定等并非絕對必要,而認為只是輔助方法和手段。(4)反復檢查的目的在于絕對防止腦死亡的誤診誤判,確認其不可逆變化。判定標準規定為若干小時是絕對必要的。考慮到年齡、原發病等多方面原因,按每個案例不同,均需更長時間的臨床觀察。而且要從滿足判定標準所規定的所有項目的時刻算起,起碼6h以上。

    為維護公民的生命健康權益,體現法律的神圣性,腦死亡的判定應由具備腦死亡判定資質的醫療機構中具有腦死亡判定執業許可的醫務人員實施,其他任何不具有判定資質的單位和未取得腦死亡判定執業許可的個人不得實施腦死亡判定,否則屬于違法活動。

    鑒于中國國情,現階段應逐步實施“心死亡”和“腦死亡”雙軌制。腦死亡判定應遵循知情同意原則,由患者在生前自愿選擇,并應尊重其親屬的意愿。涉及倫理問題時,應提交所在醫療機構的醫學倫理委員會討論。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還應注意,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公民如有實施腦死亡判定意愿的,應以書面形式向就診醫療機構明確表明,或公民雖未明確表示實施腦死亡判定意愿的,但其已符合腦死亡判定條件的,其近親屬表示同意腦死亡判定意愿的,應當以書面形式向就診醫療機構明確表示。具有腦死亡判定資質的醫療機構及其有關醫務人員在收到公民本人或其近親屬的書面意愿后,應當如實告知腦死亡判定的方法、后果,并詳細解答有關的咨詢,由公民本人或其近親屬簽署腦死亡判定知情同意書。

    此外,近年來腦復蘇技術得到了較快的發展,臨床上已認識和掌握了腦復蘇的一些特殊的措施,包括維持顱外源穩態和控制顱內源穩態、改善腦循環、為人腦創造一個低溫和低壓的顱內環境、降低腦細胞代謝率、消除可能損害腦細胞的生化代謝因素等。隨著臨床實踐的深入和醫學技術的發展,腦復蘇技術將不斷提高,或許不久的將來人腦移植也將變成可能。那么“不可逆”又將如何理解?腦死亡又將如何定義?腦移植以后的人是誰?隨著醫學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們的傳統觀念必將隨之而改變。

  2 器官移植倫理與立法

    第一次成功完成腎移植手術是1954年在一雙孿生子之間進行的,這一手術標志著器官移植時代的開始。目前,人類已經可以實施人體大部分組織和器官的移植,人們甚至將器官供體的視野拓展到了其他動物。隨著器官移植技術的發展,相關的法律問題也隨之突顯出來。

    2.1 器官移植及其倫理和法律問題 器官移植這一治療手段在臨床中得以成功實施的原因,主要是:(1)一些國家實施腦死亡標準,提供了大量可供移植的器官;(2)環孢霉素等新的免疫抑制劑的臨床應用,提高了器官移植術后存活率;(3)轉基因工程和人工器官等醫學領域其他相關技術 的進步。器官移植技術的臨床應用挽救了成千上萬患者的生命,與此同時,在器官移植也存在急需解決的衛生經濟、醫學倫理和法律問題。我們最容易感受到的最大問題首先是“需求遠大于供給”,使移植器官成為最緊缺的“商品”。即使是在器官供給相對比較多的美國,平均每天也會有大約10多名在冊登記的患者因為無法獲得移植器官而死去。其次是器官移植的費用問題。以美國為例:腎移植的費用是4萬美元,心臟移植的費用是15萬美元,肝臟移植的費用是20~30萬美元。抑制免疫藥物每年的花費在1~2萬美元 [5] 。供體器官的極度匱乏以及受者需要支付高額費用兩大問題引發了一系列倫理爭論:鑒于目前可供移植的器官極度貧乏的狀態,是否應該立即采取腦死亡概念,以增加供體器官的來源?是否應該實施“推定同意”原則,還是應該堅持自愿捐獻?是否應該利用死刑犯的器官進行移植?器官是否允許買賣?是否應該利用胎兒的組織?胎兒作為供體是否人道?胎兒作為供體的條件以及移植胎兒組織的規則應該是怎樣的?器官移植上應該如何分配有限的醫療資源才能算是公平和公正?將來還有可能出現腦移植,那時與腦移植相關的法律也會隨著出現。譬如:實施腦移植后的人的身份怎樣確定?腦移植與腦死亡之間的關系怎樣理解?

    異種器官似乎是解決移植器官短缺問題的途徑之一,因為從動物身上摘取器官相對于從人體或者人的尸體上摘取器官所遇到的倫理和法律問題相對較少,程序相對簡單。有關異種器官移植的臨床實驗也已進行了大約半個世紀。但是,從技術角度來看,動物器官移植到人體內部所遇到的主要問題主要是:(1)排異性反應;(2)將其他物種的疾病帶給人類;(3)利用體細胞核轉移技術在動物體上培養器官有可能危及人類基因庫的安全。

    從法律角度看,我國的器官移植在實施過程中應堅持的基本原則是:(1)科學目的與公益原則;(2)與民法通則和其他法律精神的協調一致;(3)各專項內容分立的原則(如將尸體捐獻、角膜移植、腎移植相分離,并將器官移植與安樂死相分列);(4)補償加捐獻的雙軌器官采集體制;(5)尊重國情與積極開展宣傳教育以及在個人所得等方面的特別關照相結合;(6)禁止器官自由買賣原則;(7)死刑犯器官采集與其他人一致原則。

    2.2 器官移植立法 世界衛生組織于1987年5月13日第40屆世界醫學會通過了WHO40.13決議,發布了關于人體器官移植的9項指導原則 [6] :(1)在得到法律允許的情況下,在死者生前無任何正式同意的情況下沒有理由相信死者會反對這類摘取,則可以從死者身上摘取用于移植的器官。(2)可能的捐獻者已經死亡,但是確認其死亡的醫生不應直接參與該捐獻者的器官摘取或摘取后的移植工作,或者不應負責照看這類器官的可能接受者。(3)供移植使用的器官最好從死者身上摘取,不過活著的人也可以自愿捐獻器官。但總的來說,這一類捐獻者應與接受者在遺傳上有聯系,骨髓和其他可接受的再生組織的移植例外。如果活著的成人答應免費提供,則移植用的器官可以從其身上摘取。這種捐獻人不應受到任何不正當的影響和壓力,同時應使其充分理解并權衡答應捐獻器官后的危險、好處和后果。(4)不得從活著的未成年人身上摘取移植用的器官。在國家法律允許的情況下對再生組織進行移植可以例外。(5)人體及其部件不得作為商品交易的對象。因此對捐獻的器官給予或接受支付(包括任何其他補償或獎勵)應予禁止。(6)為提供報酬或接受報酬而對需要的或可得到的器官進行廣告宣傳應予禁止。(7)如果醫生和衛生專業人員有理由相信器官是從商業交易所得,則禁止這類器官的移植。(8)對任何從事器官移植的個人或單位接受超出合理的服務費用的任何支出應加以禁止。(9)對病人提供捐獻的器官,應根據公平和平等的分配原則以及按醫療需要而不是從錢財或其他考慮。

    美國于1968年通過的《統一組織捐獻法》 [7] 規定:(1)超過18歲的任何人可以捐獻其身體全部或部分用于教學、研究、治療和移植;(2)假如任何人在死亡之前做出捐獻身體或部分的申明,親屬和其他人除法律允許的特殊原因外,不得取消;(3)假如個人在死亡之前未做出捐獻身體全部或者部分的申明,也沒有足夠證據證實他反對,其親屬有權做出是否捐獻的決定,親屬的權利順位是:夫妻、成年子女、父母、成年兄弟姐妹、死者監護人、其他被法律授權或有義務處置該尸體的人。

    器官移植涉及腦死亡、遺體捐獻等很多法律問題,國內有關的立法體系正在不斷完善之中。正在制訂和討論中的《人體器官移植管理條理》規定,器官移植以醫療為目的,并完全遵循自愿原則。禁止任何機構和個人以任何形式從事人體器官的買賣以及其他與人體器官買賣有關的商業活動。

    《條例》規定,國家提倡公民自愿捐獻活體器官。除了資源捐獻者捐獻骨髓等可再生組織以外,活體器官的捐獻者必須滿足以下條件:(1)在18周歲以上,并且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2)捐獻器官的行為完全出在自愿,因此應該排除來自外界和家庭內部等方面的脅迫和壓力而不得不為之的情況。(3)未發現患有醫學上認為不宜作為器官捐獻者的疾病。《條例》規定,活體器官捐獻,受者只限于其親屬。若為配偶之間的活體器官捐獻,其婚姻關系應當存續3年以上。無民事行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人捐獻骨髓等可再生性組織,由其法定監護人在征得被監護人同意后決定。

    尸體是移植器官的重要來源。《條例》規定,尸體器官捐獻須滿足以下條件:(1)捐獻者生前明確表示愿意在死后將其器官捐出;或者,(2)生前未明確表示拒絕捐獻,死后由其近親屬同意將死者的器官捐獻。其他情況不得從尸體上隨意摘取死者的器官。有權對死者做出捐獻器官意愿表示的近親屬包括:配偶、成年子女、成年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成年孫子女和成年外祖孫子女。尸體器官的受者不受捐獻者親屬關系的制約。實際情況是,即使是近親屬同意捐獻尸體器官,醫生在一般情況下并不愿意也不可能在死者親屬悲痛之時唐突地詢問他們是否愿意將剛剛死去的親人的器官移作他用。

    針對這一情況,有些國家制訂了“自愿捐獻”與“推定同意”相結合的原則。“自愿捐獻”顧名思義是由垂危者自己決定是否將自己的全部身體或者部分捐獻出來,它體現了知情同意原則。具體做法是醫務人員在病人去世之前去詢問病人自己或詢問病人近親屬,看其是否愿意病人死后將其器官捐獻出來,這樣可以避免死后再去詢問其近親屬的 尷尬;“推定同意”則是國家推定所有公民都同意在死后將其器官捐獻出來,而死者本人及其家屬都沒有明確表示過反對。當然,這種推定的前提是國家需要有一個明確的立法,只有這樣才能在臨床上實施這一推定,也就是說應該由政府授權醫務人員,準許其從尸體上摘取所需要的組織和器官。如法國于1976年頒布的《器官移植法》規定,任何人在生前無明確反對死后移植其器官的申明,則可以進行移植。英國于1961年頒布的《人體組織法》規定,作為具有本人尸體合法權的任何個人,可以允許死后將其器官用于醫學和科學研究的移植;如果本人并無這種請求,或擁有尸體合法權利者無足夠證據證實死者對器官移植表示過反對意見,或者死者的配偶或親屬不反對器官移植,可以作為移植的依據。但是,歐洲一些國家的實際情況是,即使國家通過并實施了“推定同意”這樣的法律,醫生也不愿意在沒有獲得死者近親屬同意的前提下摘取尸體器官。

    遵照國際通則,《條例》還規定,買賣器官是違法行為。醫療機構未經許可,從事人體器官移植活動的,由縣以上人民政府衛生行政部門依據《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給予行政處罰;對付有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依法歸于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條例》對有關懲處范圍做出了具體規定:(1)出售人體器官;(2)強迫、引誘、騙取、介紹他人出售人體器官;(3)為自己或他人出資購買的摘取、交易、運送、保存或植入等,都應受到法律的懲罰。

    禁止器官買賣的法律和法規雖然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出了人權精神,但是,器官的摘取、運輸、保管、組織配型、血液檢驗等圍繞著器官移植的一系列費用使某些單位和個人大發橫財,受者更是需要支付大約200%的費用。但是,這樣的行為對于那些提供尸體器官的近親屬是否就公平呢?

    從死刑犯身體上摘取器官的相關問題在法律上依然值得進一步研究。1984年10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衛生部、民政部聯合發布了《關于利用死刑罪犯尸體或尸體器官的暫行規定》。這是國家迄今為止惟一的一部關于尸體利用的司法性文件。文件規定以下三種情況可供醫學目的利用尸體或尸體器官:(1)無人收斂或者家屬拒絕收斂的;(2)死刑犯自愿將尸體交醫療衛生單位利用的;(3)經家屬同意利用的。但是,在實施過程有還存在一些問題:一是處于如此地位的死刑犯其真實的意愿難以公開表達,知情同意的基礎不完備。死刑犯被剝奪的是政治權利而不是民事權利,在涉及其自身有關事務方面,包括在他被處決后自己身體的利用上,死刑犯應該享用其充分的知情權利;二是醫務人員為了摘取死刑犯的器官就必須在行刑前對其進行必要的檢查和處理,而這樣做實際上就違背了《紐倫堡法典》、《東京宣言》、《赫爾辛基宣言》等國際準則所規定的“不傷害”原則;三是利用死刑犯器官會助長器官商業化和器官交易行為的發生和蔓延,出現部分囚犯通過出賣自己的器官而換取減刑,并會誘導醫生將器官來源的目光轉向精神疾病患者、嚴重智力低下者、癡呆病人、囚犯、肢體殘疾者、赤貧者、嬰幼兒等脆弱群體,加速“道德滑坡”。國內學者對《規定》中有關“嚴格保密”的規定也存在不同的看法 [7] 。從實際情況來看,器官移植與腦死亡、遺體捐獻等問題的確是交織在一起的。
 
  【參考文獻】

  1 孫東東.衛生法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91.2 孫慕義,徐道喜,邵永生.新生命倫理學.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3,205-206.

     3 張巖波,鄭建中,王洪奇.醫學與人文.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77-78.

     4 孫慕義.醫學倫理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33.

     5 邱仁宗,翟曉梅.生命倫理學概論.北京: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2003,218,236-237.

     6 孫慕義.醫學大法學.成都: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00,238-239.

     7 張贊寧.醫事法學研究.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3,124-125.

  作者單位:1430030湖北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

         2030001山西太原,山西醫科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編輯:文 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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