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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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企業大米中提取人血清白蛋白獲批臨床 全球首創

從水稻里“種”出供人體使用的血清白蛋白,這一曾被視作天方夜譚的科學設想,近日在光谷獲得重大突破。 昨日,武漢光谷企業禾元生物披露,經過12年潛心研發,投入2億元,該公司的植物源重組人血清白蛋白注射液成...即將發布

日期:2017年5月18日 - 來自[技術要聞]欄目

浙江大學發現血清鐵蛋白可提高前列腺癌診治準確性

 

據新華社 浙江大學研究人員通過對近3000例前列腺癌病例的對照研究,發現血清鐵蛋白可提高前列腺癌預測的準確性,在前列腺癌診斷與預后判斷中具有重要應用價值。相關論文2月2日在線發表于國際學術期刊《腫瘤靶標》。

“此前的研究中,多種腫瘤患者的血清鐵蛋白水平存在升高現象, 提示血清鐵蛋白可能是惡性腫瘤潛在的生物標記物。”論文通訊作者之一、浙江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王福俤教授介紹,鐵蛋白是人體內存儲鐵的主要蛋白,近年來的研究發現血清鐵蛋白的升高與免疫抑制、血管生成和增殖等一系列病理過程有關。

據介紹,研究人員對2002例前列腺癌病人及951例前列腺增生病人的臨床數據進行收集和分析,發現血清鐵蛋白每毫升升高100納克,患者會增加20%前列腺癌患病風險。而隨著前列腺癌惡性程度增加,人體內組織鐵蛋白和血清鐵蛋白也均升高,兩者具有高度相關性。

研究人員表示,該成果表明血清鐵蛋白可作為輔助診斷的無創生物標記物,用于前列腺癌的診斷與預后評估。該成果由浙江大學轉化醫學研究院、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及浙江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合作完成。(朱涵)

《中國科學報》 (2017-02-06 第4版 綜合)

日期:2017年2月6日 - 來自[腫瘤相關]欄目

血清微小差異將改變實驗結果

當Alastair Khodabukus試著在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新實驗室制作肌肉纖維時,他發現一些奇怪的事情:這些組織在痙攣。數年來,他一直在用同樣的鼠源克隆技術培養纖維,但這些卻與眾不同。與之前他在英國鄧迪的實驗室培育出的纖維相比,它們需要更多的葡萄糖,而包含的能促進更快放松及不易疲勞的蛋白質更少。Khodabukus認為,這些不同歸因于美國牛的飼養方式不同。

大多數大學實驗室采用牛胎兒血清(FBS)培養細胞。牛的飲食、地理位置、年齡、是否使用激素或抗體,以及牛胎兒孕周等均會產生影響。FBS被作為培養基的補充物,它能影響人造組織的厚度,并能使產物模擬細胞活動,甚至影響表面接受器對給定化合物的響應。

“FBS就像籠罩在頭上的烏云,我們不知道它實際是什么或不是什么。”Khodabukus說。

而血清只是研究人員在研究細胞時需要考慮的諸多因素之一。在去年召開的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細胞培養和再生研討會上,生物制藥公司“吉利德科學”的癌癥生物學家Richard Neve就擔憂,研究人員將變得不堪重負。“很多實驗室面臨大量問題。”

一般而言,相關研究的最基本步驟是確保細胞的基因一致性。而且,細胞行為也會受到濃度、增殖率、培養基、污染物和培養時間等的影響。而血清是細胞培養基中最常見的補充物,并至少應保持一致。通常,人類血清包含數千不同的蛋白質和小分子。而FBS復雜性相似,且富含支持胎兒快速生長的物質。

致力于研發血清替代物的Essential制藥公司的首席科學館Adam Elhofy表示,在血清中,大部分細胞并不與血液直接接觸,而是被液體包裹著。“血清里還富含荷爾蒙、生長因子和其他信號分子。”

走向無血清

為了克服障礙,試劑公司已經開發出無血清培養基。科學家也在追求“生物工藝”的應用,例如,藥用蛋白質和疫苗的生產。而那些了解細胞對培養條件微小變化十分敏感的干細胞研究者也對此十分熱衷。

出于對一致性的擔憂和推動轉化醫學的愿望,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注意如何對待他們的細胞。MilliporeSigma 公司研究部戰略營銷主管Ken Yoon表示,這些都在鼓勵科學家遠離血清。

但無血清培養基并非總是可行的或實際的。“如果我們能不再用FBS,而是有一些更確定的東西,所有人都同意這是件大事。”美國國家綜合醫學科學研究所Jon Lorsch說,“問題是這有多切合實際?我們不知道答案。”

大部分無血清劑型只針對特定細胞類型或相關細胞系群。例如,供應商為中國倉鼠卵巢細胞提供無血清培養基。但ScienCell實驗室研發副總監Jennifer Welser-Alves指出,這些培養基并不適用于所有細胞類型:許多原始細胞被移出后,仍需要血清才能生長。“你能做的增加細胞并保持其增長的所有事情都是必要的。”她說。一些培養基要求增加至少2%的FBS,低劑量的血清有助于減少可變性。

不過,芒特普林森的培養基顧問Paul Price指出,即便具有可行性,很多研究者也不希望花費時間或冒著風險,掐斷細胞的血清供應。“自1980年以來,人們一直說血清將成為歷史,但到現在它仍然流行。”

另外,Khodabukus提到,骨骼肌纖維尚沒有商用培養制劑。他花費兩年時間修改了配方,結合了數十種生長因子和其他信號分子。但當纖維的性能隨不同血清出現變化時,打亂了他的研究計劃。“我計劃用今后所有時間研究這一領域,如果能成功,則將能用于全世界每個實驗室。”

無法擺脫的血清

Khodabukus 前博士后導師、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Keith Baar則依靠一種更普通的解決方案:將實驗室溫度降低以儲存血清。當血清快要用盡時,他會訂購和檢驗至少4批貨源,觀察它們培養的細胞的效能,找出與當前實驗最匹配的。

之后購買100瓶同樣的血清。雖然這會花費其實驗室2.5萬美元,但這也意味著他們能繼續實驗,不用花數月時間檢驗更多的血清。科羅拉多大學癌癥生物學家Matthew Sikora指出,不檢驗其血清的研究者可能陷入麻煩。

Sikora使用乳腺癌細胞系研究“弱雌激素”的效應。他購買了經過木炭處理的血清,以便剝離類膽固醇激素和其他多脂分子。然后他檢驗了血清中的細胞含有或缺乏雌激素受體,如果血清中的激素能被有效移除,那么這些細胞的增值效率應該一致。

去年,他和同事不得不停止試驗6個月,當時連續批次的血清均無法達到其實驗目標。不同的荷爾蒙容量會“完全推翻”對一種癌癥藥物如何工作的解釋。Sikora認為,血清中的未知變化能解釋他與合作者不能得到一致結果的原因。

即便研究人員進行批次檢驗,他們也可能不知道應當注意什么。但奧蘭治兒童醫院細胞和發育生物學家Mariella Simon表示,研究人員永遠需要仔細。理論上,他們應該準備充足的血清完成整個實驗。如果在使用一批新血清時,他們應該確保沒有試劑發生變化,并有足夠的就血清進行比對,以避免因血清變化而出現的奇怪結果。

另外,污染也會擾亂實驗。最陰險的破壞者之一就是支原體。這種微小的細菌能偷偷溜過消毒器的邊緣,并能抵御多種抗生素。它能吃掉細胞的營養并能改變DNA及蛋白質合成。

傳統的支原體檢驗需要數周,并仍會遺漏一些稀有菌株。美國模式培養物保藏所標準化工作負責人Yvonne Reid提到,基于聚合酶鏈反應(PCR)的檢驗能更快速準確地找到答案。

為了避免血清被污染,一些研究人員還選擇使用伽馬射線。包括支原體在內的一些普通污染物均對射線十分敏感。但射線也會損害蛋白質和生物活性分子的生長。許多供應商也提供經過伽馬射線照射過的血清,國際血清產業聯盟也成立了工作組檢驗這些血清的效果。

錯誤無處不在

細胞的物理環境影響深遠。美國波士頓威斯研究所研究人員發現,培養基僅出現變形和流動就會改變細胞。不同品牌的實驗室器皿能將不同的化學物質釋放到培養基中,并擾亂細胞代謝研究。

經過認真考慮的試劑添加也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改變細胞代謝:抗生素能損害線粒體活性。即便實驗室冰箱的玻璃門也能摧毀研究,原因是培養基中的一些化學物質對光線十分敏感。 此外, 細胞在給定的培養皿中的生長也不相同。

在這些實驗中,細胞本身就變成最大的變數。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癌癥研究員John Masters指出,沒有簡單快速的方法能知道細胞是否符合要求。

美國猶他州細胞培養顧問Leland Foster則認為,“實驗室要遠離這種變量,需要有專業人員指導。”他指出,培養細胞最好由細胞培養專家進行,而非實習生,前者能分辨出細胞在“微笑還是皺眉頭”。

在快速生長或相對穩定階段的細胞,其反應并不相同。如果它們在培養基中的時間過長,還會發生其他變化,并影響增殖。即便能確證細胞的遺傳統一性,細胞的其他重要屬性也無法確證。

Reid提到,由于存在如此多的不確定性,研究人員需要一周或更多時間優化細胞生長,并在實驗開始前總結生長概況。生長概況能告知研究人員何時收獲細胞,何時檢測等。

而重要的是,研究人員必須時刻保持警惕。“沒有一套實驗規程適合所有人。”Neve說。但忽視細胞的研究人員將會遇到更多困難。“有人的博士學位泡湯了、撥款丟了,甚至幾年的工作白干了,原因就是沒有進行簡單的質量控制。”Masters說。

日期:2016年10月10日 - 來自[技術要聞]欄目

合理利用血清腫瘤標志物優化甲狀腺疾病診療管理

 

隨著全球發病率日益增長,甲狀腺癌已成為發病率增長最快的實體癌。日前,在第七屆全國甲狀腺腫瘤學術大會上,天津醫科大學腫瘤醫院教授高明、上海交通大學第六人民醫院教授陸漢魁、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教授郭林、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教授王卓穎、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教授關海霞等國內甲狀腺疾病臨床及檢驗專家,就甲狀腺血清腫瘤標志物在甲狀腺癌診療中的醫學價值與臨床應用進行了深入探討及交流。

高明表示:“隨著臨床研究進展,甲狀腺相關的血清腫瘤標志物在甲狀腺癌的鑒別診斷、治療監測、術后評估及隨訪中的重要價值逐漸得到認可。合理有效地利用這些腫瘤標志物,能夠有效提升對甲狀腺癌的診療管理。”

Tg、TgAb:DTC術后管理的重要參考

根據臨床和病理學分型,甲狀腺癌主要分為分化型甲狀腺癌(DTC)、甲狀腺髓樣癌(MTC)和甲狀腺未分化癌。其中,DTC約占90%,預后相對良好,但初治后10年內復發風險高。所以,DTC的術后評估與隨訪至關重要,除影像學外,臨床需依靠腫瘤標志物對治療效果進行動態監測,及時發現疾病的復發,實現早期干預和治療。

甲狀腺球蛋白(Tg)是與DTC密切相關的血清學指標,甲狀腺濾泡破壞、甲狀腺機能亢進等甲狀腺良性疾病以及DTC細胞增生、轉移和有效治療后短期內被破壞凋亡等,都可能導致血清Tg升高。臨床上將Tg作為DTC手術后和清甲治療后的主要判斷指標,是隨訪監測DTC轉移、預測DTC復發、選擇后續治療、療效判斷及預后評估的重要參考。

值得注意的是,10%~25%的人群血液內存有不同程度的抗甲狀腺球蛋白抗體(TgAb),是目前干擾血清Tg檢測的準確性的主要因素。因此對患者檢測血清Tg時,應同時檢測TgAb。關海霞指出:“根據已有的文獻報道,動態監測Tg和TgAb有助于評估患者的術后預后情況。建議在DTC術前檢查Tg與TgAb的基礎值,以便更好地進行術后動態風險評估和隨訪。”

美國甲狀腺協會(ATA)2015年發布的《成人甲狀腺結節與分化型甲狀腺癌指南》推薦:患者在最初的隨訪過程中應每6~12個月檢測血清Tg,高危型患者監測應當更為頻繁;甲狀腺激素替代治療患者至少每隔12個月檢測Tg血清水平;在隨訪中每次測定Tg時應同時定量測定TgAb,且應在同樣的實驗室、采用同種方法測定血清Tg,以確保檢測結果的可比性。

陸漢魁指出:“DTC患者需要長期,甚至終身動態監測血清Tg和TgAb,但目前國內很多醫療機構,尤其是相對不夠發達地區的醫院,對Tg和TgAb的概念多有混淆,不同檢測方法檢得出的Tg和TgAb結果差異較大,影響臨床的判斷結果。因此,亟須建立統一的標準以實現檢測的規范化和統一化,并出臺Tg及TgAb在DCT術后管理應用中的中國專家共識,以期更好地指導臨床應用。另外,采用超敏Tg檢測技術有利于顯著改善DTC患者的臨床管理。”

Ct:MTC篩查和預后的關鍵依據

在所有非DTC甲狀腺惡性腫瘤患者中,甲狀腺髓樣癌(MTC)是主要類型。雖然MTC在甲狀腺惡性腫瘤中僅占0.3%~4%,但由于其通常無典型癥狀,早期難以發現,大部分患者確診時已為III期和IV期,導致致死率高。手術是目前最有效的治療方法。MTC主要診斷方法為超聲引導下細針穿刺細胞學檢測結合RET原癌基因突變檢查,存在操作復雜、靈敏度低且難以確定轉移與否等諸多不足。

降鈣素(Calcitonin,Ct)是由甲狀腺濾泡旁C細胞或MTC細胞分泌的一種激素。臨床上主要用于MTC的篩查、診斷與隨訪,是確定MTC轉移最有效的方法。歐洲甲狀腺學會(ETA)發布的《濾泡上皮細胞分化型甲狀腺癌患者管理歐洲共識》推薦使用Ct對甲狀腺結節患者進行篩查,但中國指南尚未將Ct作為惡性甲狀腺結節的篩查指標。

王卓穎指出:“國內很多臨床醫生對Ct認識不足,導致Ct檢測在我國尚未普及。由于無法通過超聲來鑒別MTC,很多患者往往到術后通過病理確診MTC,導致有相當一部分患者因為手術范圍不足而需要再次手術。將Ct作為MTC的術前篩查,對于MTC疑似患者能夠達到約90%的確診率,明顯減少二次手術的幾率。”

此外,Ct基值和術后值變化是判斷療效的關鍵性指標。根據2015年ATA發布的《甲狀腺髓樣癌的管理指南》,MTC術后患者血清Ct水平的倍增時間與腫瘤預后密切相關:當倍增時間少于6個月時,患者5年及10年的生存率分別為25%及8%;若為6個月至24個月,患者生存率為92%及37%;而大于24個月時,生存率將近100%。指南建議凡是術后Ct水平高于正常的患者,每半年均應進行Ct檢測并計算倍增時間。

更高靈敏度檢測,實現更多臨床獲益

除了特異性更高的甲狀腺腫瘤標志物,臨床對更高靈敏度檢測的需求也日益增加。檢測靈敏度主要分為分析靈敏度和功能靈敏度兩個方面,分析靈敏度指能夠檢測到的最低濃度;功能靈敏度用于評估低濃度檢測中的不精密度,是針對單一樣本,在相同環境下重復檢測,記錄批間變化系數等于20%時的濃度值。

Tg檢測功能靈敏度為0.5~1ng/mL,不能早期發現與診斷甲狀腺全切除術后腫瘤復發。羅氏診斷第二代高敏Tg檢測Elecsys Tg II分析靈敏度和功能靈敏度分別達到0.04ng/mL和0.10ng/mL,提升了Tg低濃度檢測結果的可靠性,而Tg濃度上升的趨勢也可以更早地被檢測到,并具有很強的抗TgAb干擾能力,保證結果準確性。

Ct在臨床中的應用主要受限于其基礎檢測值的陽性預測值極低,必要時需要激發試驗來檢測,其操作難度較大,使得現階段Ct檢測方法有著諸多不盡如人意之處。隨著羅氏診斷Elecsys Calcitonin最新高敏檢測方法的出現,Ct的檢測靈敏度得以大幅提高,檢測范圍達到0.5~2000pg/mL,保證低濃度Ct的檢測能力,且相較激發試驗亦得到大幅簡化,為Ct檢測的普及提供了極大便利,有助于早期發現MTC腫瘤殘留及復發。

郭林表示:“Tg和Ct檢測靈敏度的提升使得檢測結果的陰性預測價值大大提高,在腫瘤復發監測中能夠更好地確認無復發風險的術后患者,并篩查出高危復發的患者;對早期發現是否存在腫瘤術后殘留或疾病進展也有重要的意義,同時能夠輔助診斷分泌功能較差的惡性甲狀腺腫瘤,為甲狀腺疾病診療帶來更多的臨床獲益。”(薛坤)

《中國科學報》 (2016-09-20 第6版 前沿)

日期:2016年9月20日 - 來自[腫瘤相關]欄目

狂蛇風險堪憂:抗蛇毒血清短缺問題難解決


簡氏曼巴蛇咬傷增加了公共衛生風險。圖片來源:Mattias Klum/NGS

午夜剛過,Abdulsalam Nasidi的電話就響了,打電話的正是尼日利亞衛生部部長。Nasidi曾在尼日利亞衛生部工作,電話那頭希望他能趕緊去貝努埃河谷,為許多奄奄一息的患者進行診治。那里忽然出現了很多病人,他們眼、口、鼻出血。聽到這些癥狀,Nasidi的腦海里涌現出的是埃博拉、拉沙熱、馬爾堡病毒等一系列令人聞風喪膽的名字。

當他馬不停蹄地趕到了貝努埃,發現病人已被安置在了臨時“醫院”里。不過,Nasidi很快意識到,這些人可不是被什么病毒感染了,而是被毒蛇咬了。原隨著雨季的到來,河谷里很多毒蛇巢遭到了破壞,而恰好此時農民們要進行春耕。因為很多人窮得買不起靴子,結果他們的腳就暴露給了毒蛇。

Nasidi想幫忙,卻發現實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他手頭只有一點點抗蛇毒血清,而且很快就用完了。一旦醫院把所有的抗蛇毒血清用盡,人們將無計可施。沒有人知道會死多少人。不過,據統計,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的尼日利亞人因被毒蛇咬而喪命,進入雨季后情況更是惡劣。

如今,蛇咬傷已經日益成為全球公共健康風險。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統計,全球每年約有500萬人被蛇咬,超過10萬人因次喪命,還有40萬人被迫截肢或永久傷殘。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蛇毒研究者、非營利性組織“全球蛇咬傷行動”負責人David Williams感慨地說道:“這是最被忽視的熱帶病。”

事實上,現有的抗蛇毒血清足可以應對大部分蛇咬傷,但這些藥物往往十分緊缺。2015年9月,“無國界醫生組織”(MSF)宣稱,被用于治療非洲幾種致命毒蛇咬傷的抗蛇毒血清Fav-Afrique就要斷貨了,原因是賽諾菲巴斯德公司決定在2014年停止生產這種藥。MSF 政策顧問Julien Potet表示,據估計,一旦這種藥停產,每年非洲被蛇咬死的人就會多1萬。原因是蛇咬傷多發生在世界上最窮的地方,因而往往被忽視。

聚焦毒蛇

不過,今年5月,在瑞士日內瓦召開的世界衛生大會上,蛇咬危機終于成為議題。但盡管存在某些共識,專家對于解決方案卻產生了分歧。一些專家認為,應該利用最新科技研發新一代的廣譜抗蛇毒血清。另一些人則認為,現有的抗蛇毒血清安全、有效且成本不高,所以應想方設法提高產量、降低價格,并積極推廣。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抗蛇毒血清研究專家Leslie Boyer坦言:“從醫生的角度來看,病人需要的是現在就能用,而不是一味求新。”

這一分歧也折射出許多發展中國家面臨的窘境,是求助于高科技的解決方案,還是依靠成本低廉的老辦法?不過對醫生Jean-Philippe Chippaux 而言,答案很簡單:“解決問題其實不難,關鍵是我們缺乏真正去干的意愿。”

每年12月,Williams都會看到大批被蛇咬傷的患者涌入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莫爾斯比港總醫院。傷者幾乎都是被太攀蛇咬傷的,這種毒蛇非常危險,常在雨季出沒。這些能夠在醫院接受抗蛇毒血清治療的人已經算十分幸運,如果沒有抗蛇毒血清,死亡率高達10%~15%;有了它,死亡率則降至0.5%。這一現狀值得全世界反思。

自19世紀90年代法國醫生Albert Calmette首次制備抗蛇毒血清以來,這種藥物的生產方法幾乎沒有多大變化。研究人員從毒蛇身上取出微量蛇毒,注入動物(如馬和羊)體內,使之產生相應的抗體。他們會逐漸加大注入的蛇毒劑量,以產生較多的抗體,再予以提純并供給蛇傷患者。

在拉丁美洲的很多地區,抗蛇毒血清由政府資助的實驗室生產,并免費發放。但在其他地方,尤其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這些藥卻往往極為短缺。此外,由于貪污賄賂,這些藥物的價格往往被抬得奇高,結果很多醫療機構買不起,或者這些機構擔心患者付不起費用不敢購入,甚至一些患者也覺得抗蛇毒血清沒有效用。

由于市場不景氣,一些制藥企業便放棄生產這類藥物。“國際衛生行動”負責人Tim Reed表示,因為弄不到藥,一些被蛇咬傷的人不得不采用土方法治療,例如,喝汽油、電擊、涂抹牛糞等。

不過,英國利物浦熱帶醫學院阿里斯泰爾·里德毒液研究部門主任Robert Harrison表示,抗蛇毒血清本身也存在一些弱點:保存期有限且需要冷藏。此外,雖然也有一些廣譜類型,但大部分抗蛇毒血清只能應對一種蛇毒。

老問題新方法

10年前,Harrison和來自哥斯達黎加大學的José María Gutiérrez領導的一個研究小組利用“蛇毒蛋白質組學”和“抗蛇毒血清組學”技術,希望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研發通用的抗蛇毒血清。他們試圖識別出蛇毒中有破壞性作用的蛋白質,結果發現了提供免疫響應的特殊位點抗原表位。

研究人員希望使用這些抗原生產綜合血清。該研究雖然進展緩慢,但仍取得了一些成果。去年,Gutiérrez等人分離并識別出了眼鏡蛇毒液中的眾多致命毒蛋白,并給各種蛋白的毒性打了分。

今年3月,一個巴西團隊宣稱自己取得了更大突破。他們設計出了某些編碼珊瑚蛇蛇毒抗原的DNA短片段,成功使小鼠產生出了能對抗珊瑚蛇毒的抗體。

這些進展讓Harrison信心倍增,他認為3~4年內新一代抗蛇毒血清即可誕生,當然,由于資源匱乏,以及蛇毒確實成分復雜,他也承認這一預期顯得過于樂觀。

盡管眼下相關文章紛紛涌現,但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毒物學家Alejandro Alagón并不相信這些方法有用。在他看來,這些新手段成本太高。Alagón認為,依靠現有的成本相對低廉的抗蛇毒血清才是王道。“你根本不可能找到更便宜的解決方案了。”

來自會場的聲音

這些爭吵在本屆日內瓦大會上匯集到了一起。75位來自全世界的專家、衛生健康機構代表擠在了聯合國總部大樓三層的一間會議室里。

光線逐漸暗了下來,伴隨著窗外的雨滴,一部由“全球蛇咬傷行動”參與制作的紀錄短片講述了一個催人淚下的故事:為了給被眼鏡蛇咬傷的女兒尋找抗蛇毒血清,一對非洲夫婦帶著她在崎嶇的路上艱難前行。這個女孩是幸運的,因為她最終活了下來;但不幸的是,她的胳膊殘疾了。讓人更悲傷的是,女孩的姐姐就因被這種蛇咬傷而離開了人世。

讓與會者認識到蛇咬傷問題的嚴重性正是會議的主要目標,在90分鐘的會議期間,參會者慷慨陳詞,傳達出來的中心議題是同一個——我們需要更多的抗蛇毒血清。

會議上也能聽到憤怒的抗議聲。Chippaux和部分非洲代表深感失望:根本沒有幾個非洲人應邀發言,而這里才是抗蛇毒血清匱乏的重災區。“我們的意愿完全被忽視。”Chippaux說。

一些人認為,目前非洲之所以會出現抗蛇毒血清不足,根本原因在于這里的人總指望外界提供幫助,而真正的解決辦法是非洲人民自力更生,生產出高質量的藥物。另外,Alagón覺得把希望寄托在抗蛇毒血清組學是個誤區。“把精力放在這方面太浪費人力物力了,或許到2050年這是可行的,但我們必須解決燃眉之急。”

Williams和 Gutiérrez屬于中間派,認為問題的解決需要多線共進,既要進行技術創新,也需要現有藥廠擴大生產。

事實上,也有一些好消息。例如,哥斯達黎加、巴西和墨西哥正在測試適用于非洲不同地區的抗蛇毒血清。另外,一些政府也在設法降低這些藥物的價格,使其保持在民眾承受范圍內。

盡管如此,應對蛇咬傷、解決抗蛇毒血清短缺之路仍籠罩著層層迷霧。Williams認為,本次會議只是個開始,還需要更多會議促成一個真正可行的方案,不過,這畢竟讓他看到了一線曙光——人們已經開始認真考慮蛇咬傷問題。

Boyer則表示,不管最終解決方案是什么,當務之急是阻止非洲的這場災難,要讓政府和民眾相信抗蛇毒血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醫療機構能有藥且民眾能負擔得起。

也許,Nasidi的觀點更易達成:還是給那些農民提供一雙靴子吧。(張章)

 

日期:2016年9月19日 - 來自[健康快訊]欄目

合成生物學解決全球抗蛇毒血清短缺實驗室抗體可產生大容量高質量蛇咬傷療法

當醫療慈善機構無國界醫生在去年9月稱全球正面臨抗蛇毒血清短缺的公共衛生危機時,巴西生物化學家Paulo Lee Ho并未感到驚訝。他的整個職業生涯都是在圣保羅的布坦坦研究所尋找制造抗蛇毒血清的更佳途徑,從而治療銀環蛇的咬傷。

傳統方法依賴于天然銀環蛇毒液,但這是很難獲得的:蛇的每一咬只產生少量的毒液,并且在人工飼養環境中很難提高。因此Ho和其他科學家轉而求助于蛋白質組學以及合成生物學,旨在改善抗蛇毒血清的質量與可用性。他說:“我們需要一種新的方法滿足來自衛生部的抗蛇毒血清需求。”

如今,這些努力正在開花結果。今年3月,Ho與同事報告說,他們設計了一種脫氧核糖核酸(DNA)短鏈,在將其添加到小鼠體內后觸發了抗銀環蛇毒液的抗體。研究人員隨后通過一同注射在大腸桿菌中的合成毒液抗體增強了嚙齒動物的免疫響應。

在3月發表的另一項獨立研究中,巴西的另一研究團隊利用人工合成抗體片段中和了蝮蛇的咬傷。

英國利物浦熱帶醫學院阿里斯泰爾·里德毒液研究部門負責人Robert Harrison表示,考慮到發展中國家因毒蛇咬傷造成的沉重醫療負擔,這樣的進展令人歡欣鼓舞。每年大約有9萬人因毒蛇咬傷而死亡。

然而一個多世紀以來,抗蛇毒血清的制造方法一直沒有改變。大型動物——通常是馬——被注射進少量提取自蛇毒的純化蛋白質,從而促使抗體的產生。包含這些抗體的血漿隨后被施用于蛇毒受害者。

但是這種救命的方法存在巨大的局限性。每一種抗蛇毒血清只能有效對付一種,或是一小類蛇毒。并且這些藥物必須要冷藏使用,而熱帶國家面臨的一個困難便是缺乏可靠的電力供應。

美國圖森市亞利桑那大學毒液、免疫化學、藥理學和急救反應研究所所長Leslie Boyer表示:“當你想到它,這些抗蛇毒血清的作用真是太神奇了。”

生產抗蛇毒血清的制藥公司的數量目前正在下降,因為這種藥物并不是很賺錢。例如在2010年,制藥巨頭、法國巴黎的賽諾菲公司便停止生產抗蛇毒血清Fav-Afrique,后者旨在治療非洲毒性最強的10種毒蛇的咬傷。

Ho希望他的方法能夠有助于填補這一空白。與依賴從活體銀環蛇中提取毒液不同,他從編碼蛇毒毒素的銀環蛇DNA片段入手。他和同事將這些DNA片段注入小鼠體內以啟動它們的免疫系統。1個月后,研究人員再向這些嚙齒動物體內注射包含合成蛇毒抗體的后續疫苗。

在接受了Ho的試驗治療后,只有60%的小鼠在注射了致命劑量的銀環蛇毒液后幸存下來,相比之下,現有抗蛇毒血清的存活率為100%。但Ho并未氣餒。他說:“這一結果表明還有其他途徑獲得中和抗體。或許為了獲得更好的治療效果,我們需要使用更多的抗體再試一次。我們只是還不知道它是什么。”

由波多維利烏港Fundacao Oswaldo Cruz(基金會)生物醫學研究所分子生物學家Carla Fernandes領銜的另一個巴西研究團隊測試了另一種不同的方法。他們使用噬菌體展示庫,制造了向美洲駝注射蝰蛇毒液產生的抗體的人工合成版本。向蛇咬傷受害者施用這種抗體能夠避免對動物血漿的需求。相比傳統的抗蛇毒血清,它還可以減少咬傷部位的肌肉損傷和組織死亡,因為合成抗體更小,從而能夠更好地滲透到組織內部。

新的抗蛇毒血清的研制道路并非暢通無阻,但研究人員認為關鍵在于進展迅速。Harrison表示:“這一領域有著顯著而快速的進步,但它需要更快的發展。有太多的人死于從根本上講是可以預防的一種疾病。”

然而對Boyer來說,抗蛇毒血清短缺并不是因為缺少科學研究導致的。她說:“只需14美元制造的一小瓶抗蛇毒血清在美國卻需要花1.4萬美元。”Boyer指出:“你不會買到比這更便宜的。昂貴的部分并不是科學,而是每個人都想要的利潤促使價格變得那么遙不可及。”

蛇毒是毒蛇從毒腺中分泌出來的一種液體,分為神經性毒液和溶血性毒液,主要成分是毒性蛋白質,約占干重的90%至95%。酶類和毒素約含二十多種。此外,還含有一些小分子肽、氨基酸、碳水化合物、脂類、核苷、生物胺類及金屬離子等。蛇毒成分十分復雜,不同蛇毒的毒性、藥理及毒理作用各具特點。

日期:2016年4月21日 - 來自[技術要聞]欄目

血清腫瘤標志物PSA檢測助力前列腺癌有效管理

日前,在北京舉辦的腫瘤標志物大師班交流會上,西班牙巴塞羅那臨床醫院生化實驗室癌癥研究中心主任Rafael Molina教授就PSA的研究發展、醫學價值及其對前列腺癌管理的應用進行了深入探討。

合理應用PSA檢測輔助前列腺癌診斷與風險評估

PSA是由前列腺上皮細胞分泌的一種絲氨酸蛋白酶,但其并非前列腺組織特異性。研究發現,在女性胎兒羊水、乳腺囊腫、乳汁和卵巢囊腫等部分體液中同樣可檢測到PSA,且女性血清中PSA處于非常低的濃度。PSA在血清中主要存在結合與非結合兩種形式,血液中絕大多數PSA與多種內源性蛋白酶抑制劑相結合形成復合PSA,如與α1-抗糜蛋白酶(ACT)結合構成PSA-ACT,這是血清中復合PSA的主要構成形式,也是目前免疫學方法能檢測到的主要成分。剩余少部分PSA在血清中處于游離狀態,成為游離PSA(fPSA)。臨床檢測的總PSA(tPSA)事實僅是fPSA與PSA-ACT。

PSA標志物的實驗室檢測必須注意樣本保存以保持PSA穩定性。歐洲腫瘤標志物組織(EGTM)明確提出了實驗室檢測中樣本保存的推薦操作方法。用于腫瘤標志物檢測的血液標本,應在采集后3小時內離心分離血清,并根據檢測時間,選擇正確保存條件。tPSA在2℃~8℃下可維持5天短時間穩定,在-20℃以下可保存6個月;而對于fPSA,擬放置24小時內檢測的標本應保存在冷藏溫度以防PSA降解,如標本分析需延遲超過24小時,需至少在-20℃下冷凍保存,而長期保存樣本最好儲存于-70℃以下。目前,臨床正在研究tPSA與fPSA在血漿中的穩定性,初步結果顯示它們可在2℃~8℃中穩定保存60小時。

世界衛生組織(WHO)于1999年發布的PSA校準方法(WHO 96/670)將截斷(cut-off)值定為3.1ng/ml,一般超過10ng/ml要考慮罹患前列腺癌的可能。但研究發現,因血清PSA濃度在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中均有升高,前列腺良性疾病與前列腺癌在2~10ng/ml時有交叉情況,由此存在很高比例的假陰性和假陽性結果。若假陰性出現在2~4ng/ml,可導致15%癌癥漏檢;當假陽性在4~10ng/ml出現時,被認為是判斷前列腺癌的灰區,65%良性疾病會被錯判為癌癥。此時,可通過結合fPSA計算游離前列腺指數(%fPSA),提高檢出率。在tPSA水平為4-10ng/mL的患者中,以%fPSA為標準可減少35%不必要的活檢,且檢出敏感性可達94%。

除輔助診斷外,前列腺癌應根據血清PSA聯合Gleason評分和臨床分期分為低、中、高三個風險等級,指導預后和治療。Gleason評分由國際泌尿病理協會于2005年頒布,目前已成為前列腺癌病理分級標準。通過Gleason評分形成癌組織分級常數,其波動范圍為2~10分,2分提示侵襲性最小,10分侵襲性最強。當Gleason評分≤6且PSA<10ng/ml及臨床分期≤T2a時,判斷為低危;若Gleason評分≤7或PSA為10~20ng/ml或臨床分期≤T2b,則屬于中危組;如Gleason評分>7或PSA>20ng/ml或臨床分期為T2c,說明為高危組。

主動監測成為國際PSA診療指南推薦的保守治療策略

目前,國際上EGTM、歐洲泌尿外科學會(EAU)、美國臨床生物化學學會(NACB)、美國泌尿外科協會(AUA)、美國癌癥協會(ACS)等組織均發布了前列腺癌相關指南。Molina教授介紹了一項覆蓋歐洲八個國家、入組50~74歲男性人群的歐洲前列腺癌隨機篩查研究(ERSPC),將人群隨機分為定期進行PSA篩查組與不限定是否進行PSA檢查的對照組,篩查組進行PSA檢查的間隔為4年,統計核心年齡段為55~69歲受試者的前列腺癌死亡率。結果發現,隨訪至第9年時,核心年齡段定期篩查組與對照組的前列腺癌死亡率之比為0.85;隨訪至第11年時,比值為0.78。近期,在《柳葉刀》雜志上公布的13年隨訪結果顯示,在55~69歲男性中,PSA篩查使前列腺癌死亡率下降了21%,且與隨訪9年和11年的結果相比,獲益呈增長趨勢。

盡管如此,EGTM指南指出PSA篩查也存在潛在傷害,包括過度診斷和隨之而來的過度治療。對其缺陷和對死亡率降低的進一步量化評估仍是決定人群是否進行PSA篩查的先決條件。為降低臨床診斷為低級別風險前列腺癌患者過度治療的比率,采取定期DRE、PSA檢測及定期活檢等手段的主動監測成為當前保守治療的主要策略,低風險組患者可選擇觀察等待病情進展情況而延遲干預治療方案。EAU 2011年指南建議了進行主動監測的患者指征,主要包括臨床分期T1-T2分化良好的前列腺癌患者,Gleason評分≤6、PSA<10 ng/ml、陽性活檢數≤3或每條穿刺標本腫瘤≤50%的低危患者。

Molina教授表示:“篩查前,建議醫生和患者討論檢測項目的選擇、益處和可能的副作用,以便患者根據情況作出自己的選擇,對有早期診斷要求的人群不應拒絕進行PSA篩查。”然而,由于tPSA檢測方法多樣,不同廠商試劑、不同檢測方法之間差異水平達10%~40%。Molina教授指出:“PSA檢測方法的不一致使其價值長久存在爭議。由于不同檢測方法產生結果不同,PSA就會失去其在診斷和預后方面的重要價值。”為提高PSA檢測特異性、增強應用價值,臨床醫生需結合年齡特異性參考范圍、PSA抗原密度(PSA/D)、速率(PSAV)、游離與總PSA比(f/t)、外周帶PSA(PSA-TZD)檢測等附加指標綜合判斷。

雖然當前不同的PSA檢測方法之間差異仍較大,但隨著診斷技術的改進,PSA檢測精準度正在不斷提高。羅氏診斷Elecsys PSA和fPSA檢測擁有WHO標準溯源,只需一管血,18分鐘就能為臨床提供準確結果和高醫學價值信息,同時為患者長期隨訪提供了可靠依據,有助于實現前列腺癌高效管理。

日期:2016年2月23日 - 來自[腫瘤相關]欄目

耗時二十年、花費近百億,登革熱疫苗研發背后

聽起來像個科幻恐怖片故事。2015年春天,一隊科學家驅車來到廣州的一個島上,從裝在卡車上的塑料罐里,釋放了超過50萬只蚊子。

這并非釋放潘多拉魔盒,相反,科學家們放出這些打了“絕育藥”的蚊子,是用來稀釋種群密度。因為缺乏疫苗和有效藥物,他們不得不以此遏制并阻斷蚊子傳播登革熱的通道。

在中國,廣東正是登革熱多發和重點防控的地區,此前大多數年份,發病例數不會超過1000例。但2014年高達4.5萬余例,是上一年總數的30倍。

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數據顯示,過去的幾十年間,登革熱已成為世界發展最快的蚊媒傳染疾病,遍及熱帶、亞熱帶128個國家和地區,威脅39億人口。每年估計有3.9億人感染,重癥病人會嚴重出血,循環系統衰竭,并會有2.5%的患者死亡。

“登革熱疫情在過去五十年增加了30倍。科學家們花了曠日持久的時間在研發登革熱疫苗。”WHO駐華代表施賀德博士(Bernhard Schwartländer)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曠日持久一詞,用于登革熱疫苗研發并不為過。20年、15億歐元,折合近上百億元人民幣的付出,這還僅僅是法國藥企巨頭賽諾菲巴斯德(Sanofi Pasteur)一家的研發過程。

不過,“收獲果實的時候已經開始。”施賀德博士說。2015年12月9日,這一天,由賽諾菲研發的全球第一支登革熱疫苗在墨西哥上市。2016年1月,菲律賓和巴西也相繼通過審批。這一嚴重威脅全世界數千萬人健康的疾病即將得到遏制。

根據墨西哥和其他9個參與臨床試驗國家的數據,如果9-17歲人群的免疫接種率能夠達到90%,5年時間里登革熱的醫療負擔可能降低50%。

著眼未來的疫苗

“這(疫苗研發)是一場艱難而又漫長的旅程。”負責第一支登革熱疫苗研發和臨床試驗的法國科學家Wartel博士(T. Anh Wartel)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和許多傳染病一樣,人們一開始低估了登革熱的嚴重性。盡管威脅人口眾多,但制藥先進的歐洲、美國幾乎沒有這種疾病,大部分制藥公司也不愿意投大量資金去研發主要應用在這些國家的產品。像所有窮國特有的疾病一樣,他們本國沒有研發能力,無力承付疫苗和接種的費用、公共衛生體系不健全。盡管無藥可治,疫苗研發也鮮有人問津。

但很快,隨著城市化和地區間人口流動增加,疫情在全球不斷升級。科學家們意識到,“幾十年后這會成為全球威脅,也包括歐美。”埃博拉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因為該病毒當時僅出現在貧窮的非洲國家,疫苗研發缺乏動力,直到2015年,演變成了一個更廣泛的威脅。

作為一種經濟又有效的預防控制手段,登革熱疫苗的研究歷史可追溯到1920年,研究者嘗試從感染的埃及伊蚊體內分離病毒研發滅活疫苗。但由于登革熱病毒血清型多、致病機理復雜,研發起來困難重重。

上世紀九十年代,賽諾菲巴斯德專門組建研發登革熱疫苗的團隊,開始了新一輪攻堅。在內部,他們把這稱為“著眼未來的疫苗”,主要為滿足不同人群尚未被滿足的醫療需求(聯合疫苗、院內獲得性感染、新型傳染病等)。

登革熱疫苗的研發非常復雜。國家傳染病診斷試劑與疫苗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副主任張軍解釋,登革熱病毒因其抗原不同而被分為四種血清型,抵御其中一種血清型的抗體并不能保護機體抵御其它血清型病毒的感染。實際上,登革熱病毒往往會通過第二種血清型來增強其感染,這個過程稱為“病毒感染的抗體依賴性增強作用”,連續感染會增加個體患登革出血熱及登革休克綜合征的風險,還有可能發燒、嘔吐及循環衰竭等。

Wartel博士證實了這一點。她回憶,他們上世紀90年代就和泰國瑪希隆大學合作開發第一代登革疫苗,并在2001年證明了四價登革熱減毒活疫苗的概念。但在2004年,因血清型3的反應原性和減毒效果不理想而失敗。

“這非常具有挑戰性。”WHO的施賀德博士說,“許多公司都放棄或擱置了登革疫苗的開發。”

但賽諾菲巴斯德始終在尋找“理想的登革熱疫苗”,即一次免疫能同時預防4個血清型的病毒感染(四價疫苗),且4個血清型之間的免疫反應均衡,不存在加重疾病的潛在風險。

“公司和團隊都沒有想過徹底放棄,我們希望全球所有存在登革熱問題的地區都能夠獲得安全有效的疫苗,無論他們身居何處。”Wartel博士回答,盡管歷經波折,甚至幾次中斷,但項目始終存在。

進入二十一世紀,WHO監控到登革熱疫情從熱帶、亞熱帶地區已經開始向北遷移。各國政府和援助團體終于打開了自己的錢包,一連串旨在測試藥物和疫苗的研究正在進行之中。

賽諾菲巴斯德也開始第二代疫苗研發,與此同時,阿坎比斯公司(Acambis)開發了基因重組疫苗技術,包括針對4種登革熱血清型的四價登革熱疫苗。這直接幫助這家公司走過了“生物科技死亡谷”——大部分風險資金是研發數年后才會進入,初創生物公司早期往往會經歷缺少資金無法持續的挫折階段,其中40%至50%的企業會死掉——但賽諾菲巴斯德收購了他們,重組新的團隊,開始了進一步研發。

登革熱的研發團隊約有2000人,分布在不同國家。研究人員利用減毒黃熱病毒(和登革熱病毒同屬)的疫苗株17D為載體,嵌合登革熱四種病毒,變成嵌合病毒株,這些病毒株不會導致疾病,也不會通過蚊子傳播,卻可以引發人體的免疫反應,預防疾病。

但在證明對人體有效之前,需要動物模型的驗證。賽諾菲巴斯德高級醫學事務總監舒儉德博士說,理想的動物模型應該能夠模擬人自然感染的臨床表現,包括病毒血癥、發熱、血小板減少、出血等。大多數藥物試驗都通過大(小)鼠模擬,但對登革熱病毒來說,這些非人靈長類動物并不能表現出人感染登革病毒后的臨床癥狀,只能有抗體反應。

2009年12月5日到2010年12月5日,Sanofi Pasteur主持的臨床IIb期試驗在泰國4002名4-11歲兒童中開展。疫苗接種時間為0、6、12月,共3針。結果顯示:疫苗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可在受試者中產生四種血清型抗體。2014年,該疫苗成功完成III期臨床研究,進入審批階段。

因為登革熱疫區主要在發展中國家,不同于以往所謂的旅行疫苗——富裕的西方人先獲得疫苗而疾病流行人群最后獲益的常規途徑,賽諾菲公司希望疫苗能夠直接進入疾病流行國家。

墨西哥是第一批受理的國家之一,其他登革熱流行國家的審批也正在進行。賽諾菲巴斯德已向二十多個國家提交相關的規范性文件,覆蓋人群達到10億,但中國除外。

疫苗研發需要前瞻性

“我們一直認為登革熱是輸入性疾病,對中國影響不大,沒人想到會有2014年的大爆發。”北京市朝陽區疾控中心主任羅鳳基說,這些年他始終在監測各種傳染病的進展。“但實際上它(登革熱病毒)已經本土化了。”

在任何一種疫苗的研發中,對流行病學監測數據的掌握都是必要條件,往往也是評判一國研發能力的重要因素。康希諾生物技術公司董事長宇學峰曾在賽諾菲工作過十幾年,他回憶,當時公司決定花大力氣投入到登革熱疫苗中,就是基于對疾病流行和發展預測的數據都有很強的掌握。但即便如此,Wartel博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們在審查候選國家時也大費周折,“很多落后國家缺乏有效的流行病學數據,大部分病例依賴臨床診斷,且經常和其他疾病混淆”。

中國的疫苗研發,遇到的正是同樣的問題。“最困難的是掌握疾病流行的趨勢和整體評價,但問題是中國的流行病學數據不清,基礎研究不足。”疫苗企業北京科興生物公司總經理尹衛東說。

“疫苗生產周期較長,任何限定時刻的產能都是固定的,無法擴大生產,建立新的生產設施需要花費四到六年的時間。”宇學峰說,因此,好的疫苗企業需要有強大的預測能力和前瞻性。而這正是中國同行被詬病的問題所在。

科興生物曾研發出全球首個甲流疫苗,但過程,無疑比國外同行要難得多。

尹衛東說,研發過程中,他們需要去不同的城市采樣,自己做病原分析、流行病學分析和病毒學研究。而在發達國家,這些通常是由衛生、疾控和大學分工協作。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就有一項專門針對小公司的合作計劃,名為生物防御合作(Partnerships in Biodefense)的計劃,推動研究人員與公司的合作。“如果我們等數據足夠再研發,等得了嗎?”他反問道。

而另一方面,疫苗研發的耗資和風險也非常巨大。據了解,大的跨國藥企研發投入通常在15%左右,每年高達50億歐元。企業一旦定下項目,會堅定地執行下去,終止項目一般是從項目質量上考慮,而不是方向和資金原因。而中國企業絕大部分研發投入在5%以下。

舒儉德博士總結了新疫苗研發投入的三個“10”——疫苗的平均研發投入超過10億美元,要花超過10年時間,但只有不到10%的成功率。以賽諾菲為例,他們曾在1995年到2006年花了十多年時間研發癌癥疫苗,但最終這個項目因為前景不佳而被停掉,投入的三個多億美金也打了水漂。

相比之下,國內企業更愿意做國際成熟的疫苗品種。“我們90%以上都是仿制苗,三五年就出來,真正創新的屈指可數。”宇學峰感到遺憾。

但這并不代表國內企業技術不如國外,尹衛東覺得。一些例子是,中國的甲流、禽流感、EV71疫苗(預防手足口病)都是世界領先研發出來的。

“EV71疫苗從開始立項到最后用了八年時間,國家花了大力氣和資金。”中國疾控中心病毒所研究員張勇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尹衛東公司的EV71的項目,政府就支持了七八千萬元,占研發投入的五分之一。但他也坦言,其中一半時間用花在了新藥評審上。

SARS和流感的爆發曾促使中國對傳染病防控設施做出大筆投資,但無論是國家還是企業,關注點集中在國內需求上,而非全球性疾病。

問題在于國內企業現在根本無法滿足本國需求,只能把精力投入到最迫切的領域。“美國3億人口,他們可以生產6億支疫苗,但中國所有的企業不眠不休也覆蓋不了近14億人口的需求。”尹衛東說。

盡管賽諾菲公司回復,他們現在無法告知該疫苗的價格。但據彭博社分析,到2020年,該疫苗一年的銷售額將達14億美金。但這個新疫苗能否在商業上成功,主要取決于登革熱流行的亞洲和拉美國家政府推行的意愿有多大。除了賽諾菲,還有5個登革熱疫苗處于臨床試驗階段。

施賀德博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現在WHO正在看第一支登革熱疫苗的數據,評估安全性和有效性。如果證據確鑿,他們將會盡快出一份推薦使用指南,并計劃如何推動疫苗的使用。大部分時候,這類疫苗會進入WHO的采購目錄,以低廉的價格達到貧窮國家人民的手中。正如口服脊髓灰質炎疫苗的發明者Albert Sabin 博士所說,“放在貨架上的疫苗毫無用處。我們必須確保所有需要的人能得到疫苗。”

據了解,中國至今僅有三個產品通過了WHO采購目錄,無法擁有穩定的銷售渠道也是國內企業不敢貿然做新疫苗研發的一個原因。“主要是我們的標準和國際上有差別。”尹衛東不認為國內疫苗的品質不好。

“阻止病毒的最佳途徑是從源頭上阻止。一個安全、有效、可負擔的疫苗將會極大地控制疫情,降低死亡率,減輕疾病負擔。”施賀德說。

日期:2016年1月12日 - 來自[技術要聞]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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